清代中期诗词文

第三讲：

清代中期的诗、词、文

乾隆时期至鸦片战争前(即乾隆至道光十九年，1735一1839)的文学作为一个阶段来探讨。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学者研治经史注重训诂、考订，力图以此法达到通经，由通经达于治世，文人也多重学问，在文坛上，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倡于前，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说”随其后，翁方纲别出新意，提出“肌理说”，实际上与宋人“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有相通之处。其间，既有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力主宋调，影响延至清末，也有郑燮、黄景仁等以才情傲立于诗坛，自成一家。清中叶古文和骈文均有繁荣之势，桐城派总结传统古文理论，倡“义理”、“考据”、“辞章”，影响盛于一时；骈文则在前代的沉寂之后，重又复苏，涌现出诸如汪中等骈文大家。从词坛看，厉鹗承朱彝尊继续倡导清婉深秀的词风，张惠言的常州词派尊词体，重寄托，则与清中期重学问之风相联系。

一诗

1、xx“格调说”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并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书。沈德潜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

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这种主张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沈氏本人的诗作，大抵平庸无奇；有时也写民生疾苦，但这不过是表现封建文人“忧国忧民”的姿态而已。只是他在各种选本中对一些古典作品的技术性分析，还说了不少内行话。

2、xx“肌理说”

在乾隆时做过内阁学士的翁方纲（1733—18），以提倡“肌理说”闻名。他是一位学者，也以学者的态度来谈诗，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

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同时认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所以主张宗法宋诗。在提倡诗风的“醇正”方面，他其实与沈德潜相合，其诗作质实而少情趣。

3、xx“性灵说”

乾隆时，在诗论主张上，既对王士禛表示不满，又先后与沈德潜、翁方纲针锋相对的诗人是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广交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生活放浪，颇为礼法之士所讥。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他实际从许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见《清说》）。

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对一味崇俭，指出：

“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

袁枚的思想也不纯粹是个人的东西，而实际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界的变化。甚至像身为馆阁大臣、士林领袖的纪昀，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矫情的“假道学”大加讥讽，主张“理”要顺于人情，可见这种思想变化是带有普遍性的。

袁枚的诗歌主张一般称为“性灵说”，这里的“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机、灵趣。具体而言：

第一，从诗歌的本质来看，“诗者，由情生者也”（《答蕺园论诗书》），“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也就是说，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所以“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所以他对沈德潜选诗时不收艳诗和程晋芳要自己删去集内的“缘情之作”大为反感（见《再与沈大宗伯书》、《答蕺园论诗书》）。

第二，性情又总是具体个人的性情，所以作诗须讲求自我个性，不可因袭他人，所谓“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答兰垞论诗书》），宗唐、宗宋的争执，在他看来是全无意义的事。

第三，从具体创作来说，他强调要有“才”、有“灵机”。

“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余蕺园诗序》），追求凭藉天才发露而造成的“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赵云崧瓯北集序》）等超越陈规的变化多端的风格。

第四，在以性情、灵机为前提的情况下，也重视学习古人、精心磨炼，主张“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续诗品·著我》），并自述“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遣兴》）。

袁枚的诗论同沈德潜、翁方纲的主张直接对立，和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既相排斥又相关联。他并不反对“神韵”的提法，《再答李少鹤》说：

“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袁枚主要是继承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诸论，又汲取南宋杨万里的意见，而构筑成自己系统的理论。在追求诗的

“工妙”上，他比公安派来得讲究。在当日的诗坛，这种理论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很重要的意义。

他的诗虽体式多样，但不以厚重壮大、激情奔放为特色，而以新颖灵巧见长。如《春日杂诗》：

清明连日xx，看送春痕上鹊巢。

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

前两句写雨中春色初发，后两句想象月华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艳，而以明月有情、相约观赏勾连前后，极为巧丽活脱。这种诗看似轻灵，但绝非草率写成的。另外如“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旗偏”（《春桥》）；“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雨过湖州》）等等，都是这样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诗是关涉社会问题的。如《捕蝗曲》、《征漕叹》等都表现了士大夫传统的责任感；而有些讽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锐的个性：

晴太温和雨太凉，江南春事费商量。杨花不倚东风势，怎好漫天独自狂？（《偶作》）

这首和《纸鸢》、《憎蝇》等诗，均以憎厌的语气描绘一类人物的丑态：

他们全无独立人格，趋时附势，却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这种感受在乾嘉时期的文学中有特出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4、xx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深于史学，《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为世所重；

文学方面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赵翼论诗与袁枚相近之处，是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绝不甘落人后，更不用说模拟。

有《论诗》绝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