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孔子的教学方法

谈谈孔子的教学方法

张崇琛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有教无类”，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１〕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２〕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４〕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５〕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６〕

对于学生的性情稟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７〕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８〕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９〕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１０〕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１１〕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１２〕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１３〕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１４〕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１５〕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

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１６〕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１７〕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１８〕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１９〕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２０〕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２１〕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２２〕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２３〕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２４〕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２５〕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２６〕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先说学。孔子是以《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２７〕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２８〕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２９〕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

再说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３０〕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３１〕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３２〕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３３〕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