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的汉诗对唐诗的吸收发展

浅谈日本汉诗对唐诗的吸收发展
摘要：唐诗促进了日本汉诗的发展和变化，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海外的重要形式。

而日本人在其进行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构建后，时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诗文既定规范，由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本汉诗；日本化阐释；吸收发展
一、日本汉诗的兴起与发展
（一）日本汉诗的兴起
中日两国隔海相邻，声息互通，大部分日本传统文化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滋养。

日本汉诗起源于日本天智天皇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影响扩大到海外的产物。

在日本最早的汉诗文集《怀风藻》中，起始的两首均为大友皇子所作。

日本汉诗自大友皇子之后，至今约有1300余年。

是我国古代诗歌尤其是以唐代为代表的诗歌发展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

（二）日本汉诗的发展阶段
1.王朝时期
该时期包含了日本历史上的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

是日本汉诗的起源时期，也是对汉诗的一个模仿吸收的过程。

在此期间的诗人主要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小野篁、空海、菅原道真等。

他们的诗歌包括文学体裁受白居易的影响颇深。

2.五山时期
五山时期包括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寺院的禅僧取代皇族以及宫廷文人成为汉文化在日本传承和传播的主导力量，并导致诗风的改变——汉诗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范式，效仿的对象从白居易一人扩展到杜甫、李白、刘禹锡和中晚唐诗人。

3.江户时期
日本历史上江户德川幕府时期是日本汉诗发展的全盛时期。

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儒者文学的兴起。

此时儒者文学兴起，木下顺庵因不满五山诗风而倡导恢复唐诗。

二是蘐园古文辞复古派的盛行。

蘐园古文辞复古派是由荻生徂徕所开创，以复古为己任，排斥宋诗，鼓吹唐诗，推进了唐诗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

但蘐园古文辞复古派存在着可以模仿古人的弊病。

三是清新宋诗风的勃兴。

这一时期，日本掀起了批判蘐园古文辞复古派的浪潮，鼓吹宋诗，以陆游为最，模仿其清新自然之趣。

四是日本汉诗百花灿烂的极盛时期。

此时期日本汉诗诗艺日臻成熟，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色彩。

4.明治维新以后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汉诗从全胜走向衰落，逐渐淡出社会舞台。

二、日本汉诗对唐诗的吸收
日本第一部汉诗文集《怀风藻》成书于王朝时期，共收录汉诗120首，其诗风受六朝、初唐影响，多为应诏侍宴之作，且多为五言八句、不合律。

因此其对于唐诗的吸收还处于模仿阶段，借用语句，摄取表面信息，没能深入到诗意及诗的精神境界。

平安初期，以嵯峨天皇为中心，接受了盛唐文学的思想。

嵯峨天皇本人以唐朝张志和的五首《渔父歌》为范本，作了五首《渔歌》。

还下令编撰了《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

稍后，淳
和天皇也下令编撰了《经国集》。

此三本诗集是为“敕转三集”。

敕转三集与《怀风藻》相比，更多的接受了大唐诗风和诗体，更重视七言诗，开拓了长诗和杂体诗，产生了日本最早的填词。

其后日本慢慢走出了对唐诗的单一模仿，日本诗界以菅原道真为首开始致力于诗文的本土化，同时产生了“和臭”。

菅原道真在其编著的汉诗文集《菅家文草》（903年）中努力摆脱对唐诗的模仿，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文界。

他强调要用日本精神来活用从中国引进的诗学，创造日本式的汉诗，让外来文化“本土性”。

在五山时期，李白和杜甫的是个对日本汉诗影响最大。

当时的著名禅师虎关师炼曾有论述：“李杜者上才也”，“元白下才也”。

但因为写实的主体主要是僧侣，多崇尚说理的宋诗，因此他们虽然推崇李杜，但在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李杜诗歌的吸收，只是对他们诗歌中个别诗句的化用。

如临济宗禅僧别源圆旨在其汉诗《夜座》中就有“秋风白发三千丈，夜雨青灯五十年”的诗句。

很明显化用李白的《秋浦歌》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当时的世人良宽则受王雯、李白。

杜甫的影响很大，向往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

他的诗作《南国》中写道“拾翠遗公子，折花调行人”。

这与李白的“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越女词五首其二》）所描写的情景极其相似。

到了江户时代，荻生徂徕开创了蘐园古文辞复古派为唐诗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力。

诗人自觉受容李杜诗歌，冲破了宋元诗歌屏障，重振唐诗风采，是日本汉诗走向全胜。

三、唐诗受到的日本化阐释
日本文化是在与多种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培育起来的，它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由于外来文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在日本汉诗的发展中，就是将唐诗从单一的模仿到吸收发展为自己的风格。

如诗僧雪心素隐对杜牧的《山行》有自己独特的解释。

杜牧任湖州刺史期间，遇到过一位过去的红颜知己，可她已经嫁为人妇，并且生有两个孩子，《唐才子传》对此有过描述。

日本的僧人把这段逸事和《山行》联系了起来，认为如果将年轻时的那位女性比作仲春二月盛开的鲜花的话，那么此时的她就可以算上是美艳绝伦的枫林红叶，所以才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赞叹。

否则，面对枫叶，一贯具有“悲秋意识”的中国封建士大夫是很难产生美感的，这样的解释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将抒情性的文字叙事化，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也许正好适应了当时越来越多阅读汉诗的普通日本人的欣赏口味，正好适应了日本文学表现“私”的情感和生活的传统。

为了适应更广泛的阶层阅读和欣赏唐诗，进而学习汉诗创作，日本学界对《唐诗选》也进行了日本化和普及化的种种尝试，《唐诗选唐音》、《唐诗选字引》、《唐诗选掌故》、《笺注唐诗选》等书籍相继出版刊行。

其中《唐诗选唐音》因为用假名逐字标注每一首诗的中国读音而畅销，此时虽然发生在荻生徂徕去世以后，但是却实现了荻生徂徕一贯倡导的汉文要直接用中国音读的主张。

还有为每一首诗注出韵脚的普及性读物，甚至还有在诗歌每个字的四角标注圆圈以表示平上去入四声的做法，圆圈在左下角表示这个字是平声，在左上角表示上声，右上角是去声，右下角是入声。

使《唐诗选》不仅具有可供欣赏的作用，还为更多的人学习汉诗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日本汉诗是用汉民族的文字和文学样式创作的，日本人在创作汉诗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观念形态。

中国的格律诗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一种形式上迥异于其他文体的文学样式，而且还有一系列的文化和道德“格律”隐含其中，例如“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作为“后学”，日本汉诗，免不了“亦步亦趋”的阶段。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和承认，日本汉诗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日本人，其面临的生活场景也是日本。

因此，汉诗必然在这种日本文化的语境中发展变化，演变成为适合日本民族审美情趣的“日本的汉诗”。

对中国唐诗选本本土化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既适应了幕府统治集团大力提倡儒学的国家意识
形态，呼应和配合了入学的日本化进程，又使汉诗这一外来品种的文学样式更加符合日本民族的审美习性。

四、日本汉诗对唐诗的发展
日本汉诗在语言、体裁、写作方法，乃至内容上对唐诗的模仿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并没有拘泥于模仿，而是将其深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后加以发展创新。

日本汉诗以抒情诗为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丰富，有亲情、爱情、友情等许多不同的内容，其中当以表达爱情的诗最值得注意，如安藤焕图（1683-1719）的《子夜吴歌》：“为悔别郎日，与郎指逝川。

妾心长若此，妾貌不能然”。

《子夜》和《吴哥》都是南朝时流行在首都建业地区的五言四句体情歌，深受唐人喜爱，多有模仿之作，李白作《子夜四时歌》。

此诗与汉诗相比不仅貌似，而且神似，还有所创新。

人们常用“逝川”来比喻时间，如《论语·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比喻感情，如徐干《室思诗》云：“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尽时”。

此诗将心与貌与“逝川”作比，心可以不变，而貌却不能不变。

这就在思念中又加上了后悔与担心的成分。

日日本诗人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并歌颂之。

如牧野履（1768-1827）的《初夏闲居》：
残花落尽送残春，雨后葱茏绿树新。

谢客任荒林外径，抛书懒扫几头尘。

巢梁乳燕相呼母，浴水闲鸥不避人。

赖有老妻能酿酒，怡然对饮脱乌巾。

孙先生评曰：“是善娱晚景者。

”春暖花开固然好，夏天绿树葱葱也很是宜人，有客人来访当然也很好，但是能谢客在家则更好。

没有试读读书当然不坏，但是懒得读书则更轻松。

颈链写和谐的周边环境，尾联写家庭生活其乐融融，家中老妻不但能酿酒，而且还能高高兴兴地与诗人对饮。

常言道生在福中不知福，诗人恰好相反，则其晚年生活美满惬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王维的诗为例可以看出日本汉诗是从盲目的追步到有选择性的受容，再到不断提高受容水平。

前者使日本汉诗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后者的发展则使其民族性体现得更加自如、自然。

江户时代的著名诗人荻生徂徕作有《山居秋暝》一诗：
独坐空山曲，西风桂树秋。

千峰开返照，一叶舞寒流。

鸟雀喧樵径，猱猿孥钓舟。

惯玩秋月好，出户且迟留。

《将进酒》和《静夜思》都属乐府旧题，而《山居秋暝》乃王维自拟。

荻生徂徕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一题目，又次原诗之韵，且在内容上也与原诗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都是写秋日空山的清胜之景，以及对此情此景的淹留和赏玩———足见徂徕对这首诗爱重有加并积极受容。

且将两诗中对仗的两联拿来比较：徂徕诗的“鸟雀喧樵径，猱猿孥钓舟”与王维诗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句式相近，都是将一个动词缀在中间以联系前后。

但徂徕用的是顺叙手法，王维则打破了这种惯常的语言组织方式———本是因浣女归而使竹喧、渔舟下而引莲动，在王维笔下却一变而为因竹喧而知浣女归、因莲动而知渔舟下，不仅迎合了感知的顺序，而且使诗语更为生动有致。

另外，徂徕诗中间两联句式相同，不若王维诗句式多变。

可见，这首追和之作在技巧和意境上都不及王维原诗。

尽管如此，徂徕对王维空寂、幽玄风格的自觉模仿却是显而易见的。

山本北山时期高唱宋风，后来此风风靡一世，其中首屈一指者是赖山阳。

他以十分成熟的汉诗文工力为基础，自由奔放地进行创作，表现出了日本独自的特色。

这与菅原道真的“和
臭”不同，可以说这是“日本的汉诗”的完成。

这说明在菅原道真所处的平安时代，日本汉诗人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特色，却因为处于发展之始、技巧不成熟而出现了“和臭”的问题。

而随着日本汉诗的逐渐成熟和达到高潮，到了赖山阳的时代，日本汉诗已经能够在避免“和臭”的基础上显示出自己的民族特色，达到“日本的汉诗”这一至境。

“日本的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仍然是受容的，而且是一种既承顺了汉诗神韵又体现了日本特色的高层次的受容。

广濑淡窗（1782-1856）是与赖山阳同时代的汉诗人，其诗风受陶渊明、王维、孟浩然影响甚大。

清人俞樾评其诗曰：“平淡之中，自有精彩。

”且举其两首作品为例：
彦山高处气氤氲，木末楼台晴始分。

日暮天坛人去尽，香烟散作数峰云。

———《彦山》
观音阁上晚云归，忽有钟声出翠微。

沙际争舟人未渡，双双白鹭映江飞。

———《隈川杂咏》
这两首诗写的都是日本本土的风景：彦山，指英彦山，在九州福冈县，是日本“修验道”的胜地；隈川，即球磨川，在九州岛熊本县南部。

反观前举《永慕编》中诗，虽然台州海左园景致的名称都已在诗题上反映出来，却大多没有成功地表现在内容里———这些诗所描绘的只是人化山水中普遍可见的景色，即便将它们套用在辋川景致上也未为不可。

所以说，前两个层次的受容之作都未脱形迹，更遑论“日本特色”。

而淡窗二诗则脱离了这种亦步亦趋的摹写。

诗中并未套用王维诗常用的诗语，却同样呈现出王维诗中空寂、幽玄的风格。

例如《彦山》绝句，起笔处是山上氤氲的雾气，结句处是峰顶凝聚的烟云，从头至尾缭绕不散的蒙蒙云雾，仿佛将这片方外之地与红尘俗世彻底隔绝开来，颇有点“云深不知处”的味道，为全诗营造了一个幽深的背景环境；到了日暮时分，香客散尽，天坛重归沉寂，逗留于峰间的几缕行云似乎重新成为彦山的主宰，整座山、整首诗沉寂而不失空灵。

《隈川杂咏》则更显得有声有色、笔致活泼。

纵观其1300余年的发展史，日本汉诗坛产生过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

虽是用汉语进行创作，并且大量借用了中国的文物典故，甚至表现出与中国古典诗歌相似的意境和情调，但日本汉诗仍是日本人在学习中进行独立创造的成果。

深入推广和发展了唐诗。

它以自己的民族性为养料，吸收接纳并发展唐诗，使其具有日本文化及精神。

正如日本对中国其他传统文化，乃至一切外来事物所采取的惯有态度一样，这种选择是主动的、兼容的、富于创造性的，这不仅体现在对被受容作品的内容、风格的取舍上，也体现在对它们加以改造、并在受容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色这一做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