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常用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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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有教无类”,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2〕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3〕“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4〕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6〕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7〕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8〕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0〕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11〕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13〕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4〕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6〕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17〕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19〕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22〕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24〕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