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

第三单元春秋笔法

文化背景

《左传》是《左氏春秋传》的简称，又称《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所记载的历史年代大致与《春秋》相当，同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但《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的明确纪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7），并在全书最后附上了一段鲁悼公四年（前453）三家分晋的史实。《左传》最初是单行的，至西晋杜预，始将《左传》与《春秋》逐年合并（即“经传合一”），从此相沿不易。

《左传》全文共196 000多字，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号称“大经”。《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但与后二者重在阐发义理不同，《左传》更重视对《春秋》史实的补充。

《晋灵公不君》选自《左传·宣公二年》。文章写晋灵公搜刮民财，残酷暴虐，最终被臣下杀死，赞扬了赵盾的敢于直谏、忠于国事和董狐的不畏权贵、秉笔直书。

1．谈谈你对“赵盾弑其君”的看法。

提示：礼是宗法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左传》中对很多事情都是用“礼”和“非礼”来评价的。比如：“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治兵于庙，礼也”；“丹桓宫之楹”，“刻其桷，皆非礼也”；“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在董狐和孔子看来，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记做“赵盾弑其君”是合乎礼法的。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观点表示质疑。认为所谓“春秋笔法”模糊了事实真相，给后世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赵盾既然没有杀灵公，为什么史书上要记“赵盾弑其君”?而所谓越境就可以免予责任的说法也是十分荒唐的。

可以结合上述两种观点引导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

2．从《左传》大量引用《诗经》看《诗经》在春秋时期内政外交中的作用。

提示：《左传》中大量引用《诗经》，这些诗，有些见于今本《诗经》，有些则是佚诗。课文中三处引用了《诗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中前两处分别出自《诗经·大雅·荡》和《诗经·大雅·烝民》，后一处是佚诗。我们以前学过的其他课文，比如《郑伯克段于鄢》中也引用了《诗经·大雅·既醉》中的“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种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这种引用，并不一定和原文意思完全相符，只要问答双方都能明白就可以了。比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六位大臣给晋国韩起饯行，每人赋《诗》一首。这六首诗均出自《郑风》，有《野有蔓草》《羔裘》等，都是断章取义，韩起也明白对方的意思，一一作答，又答赋《我将》。

孔子非常重视对《诗经》的学习，他曾经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诗经》在当时内政外交上的重要作用。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20岁考中进士，任获嘉县主簿19年。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史职，撰修国史。刘知几长期在史馆供职，能够看到大量的史书，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再加上与史馆中同人观点不同，遂发愤著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

《史通》分为内外篇，共20卷。其中内篇39篇，主要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13篇，论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史书的源流和古人著述的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因此现在见到的《史通》只有49篇，共八万余字。其中，内篇的《六家》《二体》和外篇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全书的纲领。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建立了很多史学理论。一是对唐以前的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做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六家”“二体”说，并对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各种体例，以及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等各种编纂方法做了专篇论述。二是力主直书实录，反对曲笔诬书。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不能“曲笔阿时”“谀言媚主”。这种观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并将之提高到自觉的高度。三是提出“史才三长”的理论。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学家应具备三种才能，即史才、史学和史识。史才，指驾驭史料、撰著史书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史识，指良好的史学见解和秉笔直书的品德与精神。其中，史识最为重要。“三长”之说对后世史学有很大的影响。

《直书》选自《史通》。“直书”就是不隐讳事实真相，不饰恶虚美，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全文分为四段，主要说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明直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列举历代史家的各种情况，说明直书之难。

关于练习

一、晋灵公之“不君”反映在如下几件事上：(1)“厚敛以雕墙”，即向人民征收了很重的赋税来装饰宫墙。(2)“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即从高台上射弹，看大臣们如何躲避弹丸，以此取乐。(3)“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即厨师蒸熊掌没蒸熟，晋灵公就把他给杀了。杀了以后，还让女人

拿着畚箕走过朝堂。(4)“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麑贼之。”“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嗾夫獒焉”。即不听赵盾等大臣的劝谏，反而屡次想杀掉赵盾，甚至不惜动用猛犬。以上这些事，说明晋灵公贪婪、荒唐、残暴，完全不行君道。

赵盾作为“古之良大夫”，从以下事情上可以看出来：（1）“盛服将朝”，“坐而假寐”，“不忘恭敬”。（2）看到晋灵公随意杀人，非常忧心。多次劝谏晋灵公，希望晋灵公有所悔改，成为一个好的君主。(3)体贴下情。看到灵辄饿病了，就给他吃的；听说他要省下食物给家人，就给他家人也准备了一份丰盛的食品。(4)虽然“为法受恶”，但充分尊重史官的记载。

二、法即“书法”，也就是记事的原则。晋国太史董狐的记事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孔子认为赵盾是国之良臣，对他寄予同情，却又认为他背负“弑君”的罪名是“为法受恶”，并不算冤枉。

《左传》中对很多事情都是用“礼”和“非礼”来评价的。在董狐和孔子看来，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记做“赵盾弑其君”是合乎礼法的。

但是，这种“为法受恶”模糊了事实真相，给后世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左传》为《春秋》所做的解释，那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就是“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四、1．晋灵公不君：用如动词，行君道。

2．晋侯饮赵盾酒：使动用法，使……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