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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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
译也，则达尚矣。” 这里无疑是强调了“达”的重要性，同时又指
出“……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即“达”最
终要为“信”服务。 在严复所提出的三原则中“信”与“达”的观
点，最为后来的译者们所认同，在这一点上，严复也和中国古
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
民也， 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文人结习， 吾不能为贤者讳
矣。” 对于梁的批评，严复不以为然，在给梁启超的回信中写到
“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 是故理
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 ”
可见在他来看， 译者绝不能为了使那些学识浅薄的庸众都能
理解，而将语言通俗化，他的译书是为了思考者和研究者，是
为了多读古书之人，正如如其所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
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
之人。 ”
最体现严复这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文风的无疑是
严译《天演论》开篇的这一段不朽的翻译经典，因其妙绝现全
引如下：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
谓“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色,les)或“透明玻璃”(verres transparents)：
“翻译至达的结果是，译
文字面全部法语化(归化)，一点没有外国语言味，看似已直接用法语(译入语)思维而后又用法语(译
入语)写成”(Mounin，1994)。鲁迅先生极力捍卫“宁信而不顺”(鲁迅，1984)，这是一种以移植异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翻译活动的高潮 第一次是从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 第二次为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第三次
翻译高潮出现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 第四次高潮从改革开放至今 其中以严复为代表人物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将中国对于西
境，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
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
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
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
各据一抔壤土。 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
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
法形式、修辞形式)——使读者一刻也忘不了，其在读译本虽文字形式上为法语(译入语)，但从始至终
都是以这等那等外语思维而书就”(Mounin，1994)。瞿秋白不走两面极端，而是推举“信与顺的统一”： “翻译的时候[…]，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
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 ‘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
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 憔悴孤虚，旋生旋灭。 菀枯顷刻，莫
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
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 年年岁岁，偏有遗留。 未知始自
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 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
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
洋洋百余字， 令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一股秦汉文风和汉
方文学 科技 社会学著作的翻译活动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严复所提出的 信 达 雅 的翻译原则长期以来被公认为翻译理论的
经典准则 被无数译者奉为圭臬 这里笔者将力图用简单的语言对严复的“信达雅”做一阐释,lingwai本文以严复“信、达、雅”及其百年来的否定历程为线索，
对“信、达、雅”各否定派观点予以了回答，对走出“信、达、雅”之后的得与失进
域语言文化为特殊主旨的翻译理念，与一般而言的翻译(“意译”)有别，其本质上从属于“语言”翻译
态势，并可等同于西方翻译上所谓之的“有色玻璃”(verres color,s)：“翻译[．．·]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让
读者逐行阅读译文时总有异域之感，使其感到所读译本已深深灌注于原作的语言形式之中(语义形式、词
严复之前，英国的翻译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于 1790 年
便总结出翻译的“三原理”即：一、译文应完整再现原作的思
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同；三、译文应向原文一
样通顺。 对比看来，严复的“信、达、雅”很有可能是在早年留学
英国时受到了泰特勒学术的影响进而总结概括出来的。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阐述他的翻译三原则时指出
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 ” “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只是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至于用‘信达雅’指导应用翻译所出现的问题，原因不在‘信达雅’
这在当时白话文日益发展成熟的大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
入，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一主张也有待商榷。 梁启超在评
论严译《原富》时，肯定其重大意义之余便提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
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
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 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
无意中开启了20世纪中国译学研究的第一页。若从翻译动态行为角度剖析严的译理视界，“信”指译者忠
实于作者“欲言”，将其化为己有，是译者理解原文“(概念)意义”过程的结晶，也是译者进行译入语
语篇建构的始发站；“达”指重新表达“意义”阶段上，译者摆脱原文语言形式束缚，表达合乎译入语特
性，做到文从字顺，且尽译入语阐明之能事，对译文读者潜在的认知不足予以补充，以实现译文语
财又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考往籍，会计、计
相、计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
合”
。 梁启超也曾将其译为 “平准
学”， 对此严复也不认同
“盖平准者
，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 计学
的“信”和“达”(“顺”)，中国文化界继之生发你死我活的译论激战，形成翻译理念上的三极态势。
梁实秋和赵景深主张“宁顺而不信”或“宁可错些小要不顺”(转引自瞿秋白，1984)[6]，这是一种脱
离原文“意义”的自由主义翻译理念，广义上可纳入当今所谓变译范畴，也部分交切于西方翻译上所
作”。 这一点，笔者认为他是误解了“写”的本意，林教授所说的
“写”，并不是漫无边际的，给个题目就任由译者发挥，写作与
翻译是有很大区别的，它应该是与目的论联系起来，由翻译的
发起者提供信息，考虑译入语读者语言特征，充分考虑作者、
译者、原文、译文、原文读者、译文读者诸多因素。 它是界于写
作和翻译对等之间的。 笔者认为 “看易写” 的提出的
2．“雅"的否定之下：中西翻译理念三极态势的融合
随着20世纪到来后的中国社会变迁以及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与转变，严复主张的“雅”首先遭致否
定：“严又陵[…]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的‘信’!对现在
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 ‘达’!”(瞿秋白，1984)[5]。围绕剩下来
亮点是
“看”。 尽管它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摆脱了运用百
年之
久的“信达雅”，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在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其对于“雅”的
阐释，在严复看来要达到“雅”就应该使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
语古文中特有的韵律感，而对比原文，严复的译文用词又极为
贴切到位
，因此严译这段经典之作也在译界被视为典范。
1．严复的“信、达、雅"：中西翻译“释意"视界的融合
近代启蒙思想
家严复1898年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1984)，
行反思，以确立翻译及译学本体意识，把握动态意义交流的翻译理性，延续“信、达、雅”的生命。
关键词：严复 “信、达、雅”；中两译理融合轨迹,
（一）严复的“信达雅”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 所谓“信”指忠实
原文，“达”指译文通顺流畅，“雅”则指译文要有文采。 其实，在
代的佛经翻译家们保持着一致， 可以说这种一致性也反应了
人们对于翻译学在某种本质上的认同。
应该说严复的翻译在实践“信”与“达”的方面做的十分严
谨。 例如“economics”一词，最初根据日译译为“理财学”和“经
济学”。 而在严复看来这种译法并不恰当，他认为译为“计学”
更切合传统汉语的本意：“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
本身，而在于译者对‘信达雅’采取了机械理解，对于‘信达雅’
可以根据应用翻译的实际做出新的解释。 ”说到这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把“信达雅”赋予了信的
意义了呢？ 既然是刷新过的“信达雅”，那何不起个其他的名字
命名，重新开辟新大陆，何必又要“信达雅”一路到底！ 提到
“写”杨清平又提到：“根据意图，直接写作，不是翻译，而是写
篇“(概念)意义”的可懂性；“雅”指针对译文读者的文字心理，在翻译的表“意”阶段使用预定读者
所欣赏的汉前字法句法，造就典雅的文采效应——译文的形式美学意义(谢思田，2006)。法国释意理论
(La th60rie interpr6tative de la traduction)创始人之一勒代雷教授在《今日翻译——释意模式》(1994)一
书的封底，将其理论高度概括为“(原文)意义的理解一脱离原文语言形式一重新表达”三个过程
(Lederer，1994)。“释意理论”弟子阿尔比博士将翻译上“意义”的动态流程归结为译者的三大行为参
数：忠实于作者欲言、忠实于译入语、忠实于译文读者(Albir,1990)。因此，就严复在理论上的界定而
论，其“信、达、雅”与“释意理论”架构大致吻合，并在广义上与西方翻译的“译意”思想相交
接： “我们的想法同严复的翻译思想和他的三个翻译标准不无酷似之处”(勒代雷，2001)。需特别指出
的是，“雅”是严复为迎合其译文读者审美情趣而采取的语体手段，在理论性质上与当代西方译文读者论
相一致(包括“释意理论”本身)。从严复当时所处时代，并从其翻译所寻求的目的与社会功能角度加以
审视，“雅”这一策略具一定必然性与合理性，勿需一概否决。
能够‘信’，要‘信’就不能够‘顺’，或者：要‘顺’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信’，要‘信’就4i能
够不容忍一些‘不顺’”(瞿秋白，1984)[6]。瞿秋白这一译论态势与严复“信”、“达”兼容理念类
译也，则达尚矣。” 这里无疑是强调了“达”的重要性，同时又指
出“……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即“达”最
终要为“信”服务。 在严复所提出的三原则中“信”与“达”的观
点，最为后来的译者们所认同，在这一点上，严复也和中国古
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
民也， 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文人结习， 吾不能为贤者讳
矣。” 对于梁的批评，严复不以为然，在给梁启超的回信中写到
“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 是故理
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 ”
可见在他来看， 译者绝不能为了使那些学识浅薄的庸众都能
理解，而将语言通俗化，他的译书是为了思考者和研究者，是
为了多读古书之人，正如如其所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
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
之人。 ”
最体现严复这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文风的无疑是
严译《天演论》开篇的这一段不朽的翻译经典，因其妙绝现全
引如下：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
谓“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色,les)或“透明玻璃”(verres transparents)：
“翻译至达的结果是，译
文字面全部法语化(归化)，一点没有外国语言味，看似已直接用法语(译入语)思维而后又用法语(译
入语)写成”(Mounin，1994)。鲁迅先生极力捍卫“宁信而不顺”(鲁迅，1984)，这是一种以移植异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翻译活动的高潮 第一次是从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 第二次为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第三次
翻译高潮出现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 第四次高潮从改革开放至今 其中以严复为代表人物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将中国对于西
境，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
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
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
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
各据一抔壤土。 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
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
法形式、修辞形式)——使读者一刻也忘不了，其在读译本虽文字形式上为法语(译入语)，但从始至终
都是以这等那等外语思维而书就”(Mounin，1994)。瞿秋白不走两面极端，而是推举“信与顺的统一”： “翻译的时候[…]，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
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 ‘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
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 憔悴孤虚，旋生旋灭。 菀枯顷刻，莫
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
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 年年岁岁，偏有遗留。 未知始自
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 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
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
洋洋百余字， 令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一股秦汉文风和汉
方文学 科技 社会学著作的翻译活动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严复所提出的 信 达 雅 的翻译原则长期以来被公认为翻译理论的
经典准则 被无数译者奉为圭臬 这里笔者将力图用简单的语言对严复的“信达雅”做一阐释,lingwai本文以严复“信、达、雅”及其百年来的否定历程为线索，
对“信、达、雅”各否定派观点予以了回答，对走出“信、达、雅”之后的得与失进
域语言文化为特殊主旨的翻译理念，与一般而言的翻译(“意译”)有别，其本质上从属于“语言”翻译
态势，并可等同于西方翻译上所谓之的“有色玻璃”(verres color,s)：“翻译[．．·]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让
读者逐行阅读译文时总有异域之感，使其感到所读译本已深深灌注于原作的语言形式之中(语义形式、词
严复之前，英国的翻译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于 1790 年
便总结出翻译的“三原理”即：一、译文应完整再现原作的思
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同；三、译文应向原文一
样通顺。 对比看来，严复的“信、达、雅”很有可能是在早年留学
英国时受到了泰特勒学术的影响进而总结概括出来的。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阐述他的翻译三原则时指出
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 ” “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只是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至于用‘信达雅’指导应用翻译所出现的问题，原因不在‘信达雅’
这在当时白话文日益发展成熟的大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
入，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一主张也有待商榷。 梁启超在评
论严译《原富》时，肯定其重大意义之余便提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
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
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 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
无意中开启了20世纪中国译学研究的第一页。若从翻译动态行为角度剖析严的译理视界，“信”指译者忠
实于作者“欲言”，将其化为己有，是译者理解原文“(概念)意义”过程的结晶，也是译者进行译入语
语篇建构的始发站；“达”指重新表达“意义”阶段上，译者摆脱原文语言形式束缚，表达合乎译入语特
性，做到文从字顺，且尽译入语阐明之能事，对译文读者潜在的认知不足予以补充，以实现译文语
财又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考往籍，会计、计
相、计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
合”
。 梁启超也曾将其译为 “平准
学”， 对此严复也不认同
“盖平准者
，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 计学
的“信”和“达”(“顺”)，中国文化界继之生发你死我活的译论激战，形成翻译理念上的三极态势。
梁实秋和赵景深主张“宁顺而不信”或“宁可错些小要不顺”(转引自瞿秋白，1984)[6]，这是一种脱
离原文“意义”的自由主义翻译理念，广义上可纳入当今所谓变译范畴，也部分交切于西方翻译上所
作”。 这一点，笔者认为他是误解了“写”的本意，林教授所说的
“写”，并不是漫无边际的，给个题目就任由译者发挥，写作与
翻译是有很大区别的，它应该是与目的论联系起来，由翻译的
发起者提供信息，考虑译入语读者语言特征，充分考虑作者、
译者、原文、译文、原文读者、译文读者诸多因素。 它是界于写
作和翻译对等之间的。 笔者认为 “看易写” 的提出的
2．“雅"的否定之下：中西翻译理念三极态势的融合
随着20世纪到来后的中国社会变迁以及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与转变，严复主张的“雅”首先遭致否
定：“严又陵[…]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的‘信’!对现在
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 ‘达’!”(瞿秋白，1984)[5]。围绕剩下来
亮点是
“看”。 尽管它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摆脱了运用百
年之
久的“信达雅”，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在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其对于“雅”的
阐释，在严复看来要达到“雅”就应该使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
语古文中特有的韵律感，而对比原文，严复的译文用词又极为
贴切到位
，因此严译这段经典之作也在译界被视为典范。
1．严复的“信、达、雅"：中西翻译“释意"视界的融合
近代启蒙思想
家严复1898年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1984)，
行反思，以确立翻译及译学本体意识，把握动态意义交流的翻译理性，延续“信、达、雅”的生命。
关键词：严复 “信、达、雅”；中两译理融合轨迹,
（一）严复的“信达雅”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 所谓“信”指忠实
原文，“达”指译文通顺流畅，“雅”则指译文要有文采。 其实，在
代的佛经翻译家们保持着一致， 可以说这种一致性也反应了
人们对于翻译学在某种本质上的认同。
应该说严复的翻译在实践“信”与“达”的方面做的十分严
谨。 例如“economics”一词，最初根据日译译为“理财学”和“经
济学”。 而在严复看来这种译法并不恰当，他认为译为“计学”
更切合传统汉语的本意：“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
本身，而在于译者对‘信达雅’采取了机械理解，对于‘信达雅’
可以根据应用翻译的实际做出新的解释。 ”说到这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把“信达雅”赋予了信的
意义了呢？ 既然是刷新过的“信达雅”，那何不起个其他的名字
命名，重新开辟新大陆，何必又要“信达雅”一路到底！ 提到
“写”杨清平又提到：“根据意图，直接写作，不是翻译，而是写
篇“(概念)意义”的可懂性；“雅”指针对译文读者的文字心理，在翻译的表“意”阶段使用预定读者
所欣赏的汉前字法句法，造就典雅的文采效应——译文的形式美学意义(谢思田，2006)。法国释意理论
(La th60rie interpr6tative de la traduction)创始人之一勒代雷教授在《今日翻译——释意模式》(1994)一
书的封底，将其理论高度概括为“(原文)意义的理解一脱离原文语言形式一重新表达”三个过程
(Lederer，1994)。“释意理论”弟子阿尔比博士将翻译上“意义”的动态流程归结为译者的三大行为参
数：忠实于作者欲言、忠实于译入语、忠实于译文读者(Albir,1990)。因此，就严复在理论上的界定而
论，其“信、达、雅”与“释意理论”架构大致吻合，并在广义上与西方翻译的“译意”思想相交
接： “我们的想法同严复的翻译思想和他的三个翻译标准不无酷似之处”(勒代雷，2001)。需特别指出
的是，“雅”是严复为迎合其译文读者审美情趣而采取的语体手段，在理论性质上与当代西方译文读者论
相一致(包括“释意理论”本身)。从严复当时所处时代，并从其翻译所寻求的目的与社会功能角度加以
审视，“雅”这一策略具一定必然性与合理性，勿需一概否决。
能够‘信’，要‘信’就不能够‘顺’，或者：要‘顺’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信’，要‘信’就4i能
够不容忍一些‘不顺’”(瞿秋白，1984)[6]。瞿秋白这一译论态势与严复“信”、“达”兼容理念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