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杜甫“诗史”说的知识考古

2014.11

语

文学刊唐宋时代杜甫“诗史”说的知识考古

○黄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 自晚唐以来，杜甫的诗作可被称为“诗史”、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和作者的人生际遇、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的论断影响广泛、经久不衰，并称为杜甫诗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拟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影响加以分析，指出“诗史”一词的最初含义与杜甫的作品无关，杜甫的诗作可被称做“诗史”这一论断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其意义在不同时代的评论家看来有着不同的解释。当代学者也围绕这一话题作了一系列不同方向的研究。

[关键词] 杜甫；诗史；知识考古；涵义演变；研究概述中图分类号：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4）11-0072-01

一、如何用“知识考古”方法研究“诗史”说

“知识考古”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福柯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为了更好地用知识考古的方法研究“诗史”说，这里有必要对“知识考古”的基本理念简要介绍。

知识考古与传统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考古学代表着对文献的处理方式的改变。传统历史的研究对象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实物史料等，通过这些史料反映历史，简而言之，就是将文献当作工具来使用。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这些文献讲述的历史事实，为了获得准确的历史事实，学者们还需要判断文献的真实性，一旦确定文献已被篡改，其价值也就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过去关注的主要是文献的表述功能，通过文献发掘记录者想要表达的事实。如果以考古学的观点研究文献，则文献本身就变成了文物，此时学者们就只需考虑文献对于它本身的叙述价值，文献自身的特点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学者们对文献的处理方式也要发生改变，表现为整理大量的文献，并发现其中的区别，发现文献自身的变化。在知识考古的研究体系下，文献不只是用来反映过往历史的材料，其自身价值超越了其作为史料的工具价值。用哲学的话语来说，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是元语言，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是对象语言。知识考古学最终的目的在于梳理出知识系统中蕴含的内在理路，梳理出其中的复杂关系也就使我们明确了某一学说的生成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知识考古与思想史研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思想史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在思想史的研究体系之下，学者们总是试图为各种观点找到一个相同的起源，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学说都来自同样的起点，面对原本就源于众多分支的思想，思想史的研究可能会在其中建立起本不存在的联系，从而将研究引上歧途。与之相反，知识考古则基于当前的思想是由以往的各种分支并合而成的这一

假设，重视思想的并合性，基于这一假设，知识考古学避免对各种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做过多的解释，以防止人为地在思想发展过程中建立不存在的联系。也就是说，知识考古学虽然致力于发现知识系统中的内在理路，但它采取了更为谨慎的陈述而非解释的方式。

明确了知识考古与传统史学的区别，我们很容易发现，以往对于杜甫“诗史”说的研究多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如研究杜甫能写成“诗史”的原因、杜甫的哪些诗作能被称为诗史等问题。如果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来看，就要分析“诗史”一词的最早含义、各朝代的学者对杜甫“诗史”说的认识。为了使针对这一问题的知识考古研究区别于“接受史”研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尽量遵循去过程化、去结果化的原则，将重点放在事实陈述上。

二、“诗史”说的涵义演变

古人对于杜甫诗作的研究从晚唐到清代从未间断，大部分文人认同杜甫的诗作可被称为“诗史”这一观点，但对“诗史”一词的理解各不相同，限于本文的篇幅，笔者摘取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作如下分析。

当代研究“诗史”一词涵义演变的学者大多会在文章的开篇指出，“诗史”一词最早出现于沈约所著《宋书·谢灵运传》，文中有云：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1]

这段文字中的“诗史”指的是前人的作品，与我们今天讨论的杜甫的诗作并无关系。“诗史”一词首次被用于评论杜诗是在孟棨所著《本事诗·高逸第三》，书中写道：

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

［作者简介］黄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

文学史与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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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棨认为，杜甫的诗作完整无遗地反映了诗人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经历的全部事情，被称为诗史。按照孟棨的观点，能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仅限于安史之乱期间写成的，而且要做到毫无遗漏。

继孟棨之后首次提到“诗史”的是北宋史学家宋祁，他在《新唐书·杜甫传》中写道：

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3]

宋祁在这里将“诗史”记述的内容由安史之乱扩展到了所有时事，着重强调了律诗的作用。

如果说之前的杜诗研究只是将杜甫的诗作作为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那么由宋真宗引发的唐代酒价之争和其后的盐价之争可谓是完全将杜诗当作可信的史料来使用，将杜诗记录历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朱翌所著《猗绝寮杂记》就是用杜诗证史的典范：

子美《盐井诗》“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便见当时川中盐价与商贾所贩之息，使后世有考焉。真诗史也。[4]

把杜诗当作史料来阅读，意味着“诗史”的标准再一次提高。众所周知，文学叙述与历史叙述对于真实性的要求是不同的，文学叙述可以使用各种修辞，而历史叙述则务求真实，杜甫作诗时是按照文学的标准进行写作，其真实性能否达到史料的标准引起了后世的许多争论。

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明确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实现这种作用就需要借助“一字以定褒贬”的春秋笔法，北宋诗人黄庭坚就从这个角度为杜甫诗歌称为诗史做出了解释，黄庭坚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一诗中写道：

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忱探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抱遗编校舛差。[5]

黄庭坚认为，杜甫的诗中明确了历史的是非，虽然在诗中没有明确出现“诗史”一词，但给杜诗以“史笔”的评价已足够让我们相信黄庭坚对于杜甫诗歌“诗史”说的认同。

南宋以后，经历过国难的人们对“诗史”的理解更加丰富，出现了对以往的“诗史”说具有整合意义的观点。胡宗愈在其《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中说：

“先生以诗名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

谓之诗史。”

[6]

胡宗愈首先肯定读杜诗可以获知杜甫个人的人生经历，而后透视那个时代的风貌，将“诗史”理论提升到“知人论世”的高度。

上面所引对于“诗史”的各种认识，无论是出于杜诗对历史的记录或其真实可信的特点还是其知人论世的作用等角度，都与作者个人的思想道德无关。而到了南宋庆元年间，开始有了因杜甫忠君爱国的品德而称其诗歌为“诗史”的现象。于炱在《修夔州东屯少陵故居记》中说：

少陵之诗号为诗史，其独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严？盖其忠义根于其中而形于吟咏，所谓一饭未尝忘君者。是以其铿金振玉所以与《骚》、《雅》并传于无穷也。[7]

将“忠义”与“诗史”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似乎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但考虑到南宋时局，对“诗史”的这种解释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至此，“诗史”一词的涵义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更倾向于道德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杜甫的诗作被称为“诗史”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对“诗史”的理解也随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极强的多样性和主观性。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将文学创作性质的诗歌与严谨的历史学叙述相提并论，是否符合历史学的学科精神。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笔者对以上问题只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考察，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通过以上分析，明确杜甫“诗史”说的形成及接受过程，为进一步研究杜甫诗歌创作中的其他问题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转引自高建新：《杜甫“诗史”略论》，[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7）.

[2]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丁宝福：《历代诗话续编》[M].中华书局，1983.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文艺传[M].中华书局，1975.

[4]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四库全书》第850册，第437页上，转引自张晖著：《中国诗史传统》[M].三联书店，2012.

[5]黄庭坚.山谷外集（卷十四），《四库全书》第1113页，第529页下，转引自张晖著：《中国诗史传统》，第35页。[6]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之《附编》，第五册，第2243页。

[7]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卷三十九，第1207页，转引自张晖著：《中国诗史传统》，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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