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_李永华

《前沿》 2007年第11期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李永华3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提　要]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

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
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关键词]实践理性　理论理性　道德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516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7]11—0019—03
理性是近代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文艺复兴推翻了以
,人的理智作用凸现出来,同时,近代科学的发展使“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一条现实的规则,科技对现实世界的冲击力,极大的张扬了理性的作用。

现实世界的变化推动哲学思维的发展,以把握有限经验世界为对象的理性的张扬,使得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陷入了困境。

康德哲学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以有限的经验世界为对象,后者寻终极的本原和意义,并把形而上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困境。

实践理性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首要的范畴,论文从说明康德道德哲学面临的问题开始,明确实践理性提出的意义,分析实践理性的内涵以及自由的本质,说明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

一、康德实践理性的提出
理性具有一种对事物穷根究底的要求,探索一切存在物最后的根据,这种自然的倾向,就产生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表明人类利用理性对终极本原和意义的追寻。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围绕本体论展开,由巴门尼德开始,经柏拉图的“理念论”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标志着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的完成。

近代哲学家依然关注形而上学问题,但不再是简单的断定“实体”或“存在”是什么,而是确立理性的权威,运用理性去追求超验的本体,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但近代唯理论者由于缺乏对理性自身的审视和批判,没有认识到在知识领域中运用的理论理性是以经验为认识对象,处于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之中,是有限的,它无法超越经验去把握无限的存在。

经验主义者认识到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缺陷,否认形而上学的意义,认为“凡不曾呈现于我们的外部感官的任何东西,我们对它既不能有任何观念,所以必然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联系’的观念或‘能力’的观念,而且这些名词不论用于哲学推论中或用于日常推论中,都是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

”[1]感觉经验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唯一的存在,除此之外,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存在与否,都是不可知的。

经验主义者以“一切诉诸经验”的方式否认了形而上学的存在。

唯理论者对人的理性能力不经考察就以有限去说明无限的本体,经验主义者同样不对理性进行考察就忽视理性的认识功能,这使得形而上学在近代陷入尴尬的境地。

对理性自身缺乏分析和批判是形而上学近代历史境遇的主要原因,这同样导致了道德哲学问题的存在。

不论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将理性视为激情的仆人或奴隶,虽然唯理论者重视理性,但把关于知识的理论理性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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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简介]李永华(1980-),女,山东菏泽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价值的实践理性合一,并认为精神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德行在于认识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践理性的目的和价值;经验论者认为理性所考虑的是观念的抽象关系,作用是判断真伪,选择达到目的的适当手段。

理性被工具化,不关涉目的和价值的意义,实践领域中的理性失去了应当的追求,道德哲学面临危机。

面对近代形而上学的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哲学的问题,康德认为,只有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划定人类认识的范围和界限,才能建立起新的形而上学,凸现理性的价值。

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提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前者是理性在现象界的运用,关涉属于时空和因果联系的自然,它离不开经验并局限于经验,在应用上遵循“先从感觉出发,而停留在原理上”的方向,表明人对现象界的认识和把握;后者是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所涉及的是人的道德活动,在应用上遵循“从原理出发,进向概念,然后再从这里走向感觉”的方向,[2]表明人对于抽象道德法则的把握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揭示了理性的这两个方面的区别。

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是道德形而上学论证的前提。

道德形而上学就是从先天原则来发现道德法则,是实践理性对终极的一种探求。

只有把统一的纯粹理性二分,为理论理性划界,明确实践理性的意义,才能解决近代形而上学的危机和理性工具论的问题,康德道德哲学也就是因为道德形而上学才成为近代道德哲学史不可跳跃的思想,所以,实践理性的提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实践理性与明智
实践理性标志着人的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与理论理性属于同一的纯粹理性,只是由于对象的不同而相区别,“理性在理论上的运用只处理单纯认识官能的对象,而且从这种运用方面对理性所作的批判,本来也只适用于纯粹认识官能上,因为这个官能引起一种猜疑,即这个官能容易超出它的界限,迷失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对象之中,甚或迷失于相互矛盾的概念之中。

至于理性在实践上的运用,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种场合,理性只处理意志的动机,而意志乃是能够产生与表象相照应的对象的一个官能,或者竟然是决定自己来实现这些对象的一个官能。

”[3]实践理性是道德行为的原因,具有道德实践能力,它能够独立的决定意志依照先天的实践法则行动。

实践理性指向道德法则,使人们依照这种普遍性的形式法则而活动。

实践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一方面,理性的二分意味着实践理性关涉的对象摆脱了经验和因果关系的制约,体现着理性的自由本质。

另外,具有普遍性的先验的道德法则,不同于把幸福或爱好等欲望官能的对象作为意志东西的实践原理,是一种形式法则,以这种单纯的形式法则作为意志的充足动机,而没有别的动机作为意志所服从的法则,这种条件下,意志完全独立与相互联系的自然现象法之外,说明了实践理性的消极自由意义;另一方面,实践理性能够把握道德法则并决定意志依据道德法则而行动,这样一个过程是自由的。

这一主动的把握和体验到的法则并积极的依法则而行动过程,体现着理性为自己立法,理性的自律,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4]。

具有自由本质和自律特征的实践理性,并不是从具体道德行为出发研究人的具体行为的,康德的实践理性关涉与意志相关的动机,即普遍性的形式法则,并依据法则判断行为的善恶,它追求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从超验的角度把握人的实践活动的价值依据,为现实的活动提供一种理想性的目标。

作为道德形而上学论证的前提要素的实践理性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明智的实践理智存在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基于城邦生活,以至善和幸福为目标的美德体系的分析,他把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前者是人在把握真的过程中,严格意义上的逻各斯的部分所具有的德性;后者是在与欲望相关的活动中,依据逻各斯所确定的适度而进行的活动中所包含的品质。

明智属于理智德性,它是灵魂的有逻各斯部分在求真过程中所具有的德性,但是在理智德性的排列序列中,明智的层次较低,直接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考虑如何获得对人的最大的善,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应遵循的逻各斯,并且,明智的对象始终是个别的,它是由经验造成的,而经验是具体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明智作为一种与实践相关联的理智德性是努斯投射在实践事务上的一束光,指导实践事务;同样,道德德性也离不开明智,人的每一种德性都有自然赋予的潜在能力,再通过学习和训练而生成,自然德性要通过人的理性的努力才能成为道德德性。

所以,明智是一种包含理性特征,但与实践密不可分的实践理性。

作为实践理性的明智,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有着根本的区别,明智同人的具体实践活动相关,指向不同境遇中的理智选择,根据所处理的实践活动不同可以分为作为个人品质的明智和关于城邦事务的明智两大类,它考虑对人的整体生活来说是善或者有益的事情,并且由于其对象的个别性,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从形而上学的超验的角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依据,它直接关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是道德形而上学建构中的重要因素。

二者的不同根源于康德和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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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者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而后者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前者走向思辨,后者密切与实践相关联。

三、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
理论理性指人的认识能力,在认识论的领域中考察理性和对象的关系,与经验相关,说明人能够做什么;实践理性指人的意志能力,在道德领域中考察的是理性对意志及其原因性的关系,是超验的,表明何为应当。

康德在区分二者的情况下,以实践理性进行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但它也强调二者的统一,并指出这种统一表现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认为“一切要务终归属于实践范围,甚至思辨的要务也只是受制约的,并且只有在实践运用中才能圆满完成”[5]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这种结合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康德哲学中的本体与现象、目的与手段、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能够具体的说明这一原则。

首先,本质高于现象。

现象即处于因果关系之中的经验表象,是有限的,本体是产生现象的最终原因,是不受因果关系制约的超验存在,理论理性以现象界为认识对象,虽然理性的本性要求超越现象去把握无限,但认识一旦越过界限,就会产生“二律背反”,理论理性必须划定在现象领域;康德道德哲学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出实践理性追求着道德的本体,完全排除了经验和爱好的形式法则是道德的最终根据。

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二者所把握的对象反映出决定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

其次,目的高于手段。

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存在物又是理性的存在物,作为感性存在物,人属于现象界,受到自然因果关系的制约,具有欲望、爱好等实质性的要求,并因此而成为满足欲望的手段;但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是人是理性存在物,作为理性存在物,人能够超越自然因果关系的制约,成为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独立主体。

经验范围内的理性认识把握因果现象的规律,提供满足人的欲望需要的手段,实践理性探求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实现人作为目的的规则,所以,实践理性在实现人的本质存在方面高于理性认识。

最后,自由高于必然。

自由和必然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前者表示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制约的独立状态,以及具有普遍性的形式法则作为意志充足动机的状态;后者表明处于现象界的因果必然关系制约的状态。

实践理性超越经验,摆脱了必然的制约,完全独立于相互联系的自然想像之外,并且具有主动把握道德法则,并依道德法则而行动的能力,说明人为自己立法,自由是实践理性的基础。

理论理性把握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为自然立法,体现着人在自然中的主体,但感性的存在使得人内在于必然。

所以,相应于自由和必然,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

康德哲学不是单纯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他将传统的形而上学发展为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实践理性彰显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探求最高的道德本体,展示作为目的的人的价值;它以超越经验的自由证明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自律。

所以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实践理性必然有先于把握必然有内在于必然的理论理性。

另外,实践理性对道德本体的追求,包含着对于“应当”的理解,理论理性通过对于自然因果必然性的把握,包含着对于“能够”认识。

康德认为“应当”本身就具有价值,认识到了“应当”并且充分利用实践理性来保证,但没有成功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但任何不符合“应当”的行为都不具有道德价值,在价值层面上,“应当”为“能够”划界限,实践理性具有有限性。

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和实践理性的提出,缓解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危机,有利于清楚地把握哲学史上关于理性的观点,特别是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中的理性。

就康德哲学的发展来说,实践理性作为形而上学论证的要素,使得道德哲学成为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把握实践理性,理解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二分是正确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
[4][美]罗尔斯.道德哲学讲义[M].张国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
[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6]林火旺.伦理学入门[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7]徐瑞康,周立胜.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5).
(责任编辑:朱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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