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翻译

梁实秋的翻译史

民国自1929年建立到1949年终结，只经历了短短的37个年头。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目睹了翻译事业的空前繁荣。晚清时期外国文化大量的涌入改变了中国人落后的观念，使他们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和国际接轨。从此中国人和西方人一起探讨学术上的问题，双方的交往日益频繁。梁启超和严复等翻译家的艰苦努力，用先进的西方思想、价值观念和和社会生活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使他们强烈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大量的西方书籍经翻译家的之笔传入中国，于是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西学东渐的运动。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觉醒，并得到改造，新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孕育出来，并日趋成熟。鲁迅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观念的文人一边熟读西书，一边操笔翻译西书，把西方的观念和知识融入自己创作的著作中，成了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一、梁实秋简介和他的翻译观

梁实秋，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字创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全集》。

梁实秋的“中庸翻译观”深受其“中庸”的人生哲学的影响，这种人生哲学与他传统士大夫式的思想底蕴密不可分，是儒家思想、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他本人的贵族气质、绅士风度的杂糅体。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构成了他整个人生哲学的中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被梁实秋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中西文化的双重洗礼使他在人生态度、思维方式、文艺思想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中庸”色彩，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翻译活动。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基础是“诚信”原则与“时中”原则。诚信为本、因时而中，这是达到“善”与“美”的条件。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态度以诚信为本，努力追求和谐之境。梁实秋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莎士比亚形成了某种内在精神契合，因此选择译莎不仅是他价值取向的表白，也是其审美理想的张扬。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中枢是“适度”原则与“中和”原则。梁实秋受西方阐释学与中国阐释学的双重影响，试图在客观阐释与主观阐释之间寻求一条“中庸”之道，他以异化策略为主、归化策略为辅，注意将“诗学取向”与“读者接受”相结合，体现了“适度阐释”的原则；“中庸”的工具性意义还体现在对审美格调的思维和表达模式上。儒家美学的核心是“中和”之美，它既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具体的审美范式。梁实秋译莎时表现出和谐圆融的审美理念，融合了西方古典主义严谨、传统、凝练的美学思想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重味”的精神，传递渗透于莎士比亚字里行间的自然美、意蕴美、情感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道德的信念以及对美的追求。另外，梁实秋译莎受语言审美因素、文体风格、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审美制约。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实践论是“诚”、“善”、“美”的统一。梁实秋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一种对话精神，他在文化内涵的传递、文学形式的输入以及语言风格的再现方面都颇有特色。梁实秋在处理文化意象与习语等文化内涵时主要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注意将“尊重作者”与“译者介入”相结合；梁实秋在传递文学形式方面主要用白话散文体译莎，虽然改变了原作形式，但也是对翻译莎作“无韵诗体”的大胆尝试；梁实秋在处理莎作中的某些语言变体时淡化了原作语言的“陌生化”色彩，他的恒常审美定势形成了文本与读者间的一种空缺。本章同时分析了梁实秋译莎活动的社会影响。

二、梁实秋和鲁迅论战

1929年9月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时，双方交战正值酣畅之际，因而由此引发的翻译论战自然也就充满了刀光剑影。

与《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同刊发表的还有《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针对这两篇文章，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进行辩驳。他首先质问梁实秋是否对《文艺与批评》一书“硬着头皮读下去”了，接着指出梁氏并不能够代表“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他读不懂的译文，不见得别人也读不懂。尽管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声称：“这两篇文章的本身，都是各自独立的，毫无关系的。前一篇的主旨，是说明文学并无阶级的区别，后一篇的大意，是指出鲁迅先生的几种翻译作品之令人难懂。”然而在把鲁迅的“硬译”贬为“死译”后，他又接着指出：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便不难看出，这里的“风格”一词是具有双关语义的：明指鲁迅的译文语言风格，暗示鲁迅选为翻译对象的作品的风格，即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两本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书籍。鲁迅敏锐地听出这种弦外之音，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以前的翻译也和现在一样，都是逐句甚至是逐字翻译的，而梁实秋居然能看懂，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译本，梁实秋先生却看不懂了。言外之意，梁实秋将自己的两篇文章同时刊出是别有用心的，其居心就是假借批判“硬译”来贬低甚至攻击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在《欧化文》中，梁实秋指出：有人所谓的欧化文，就是里面充满了“地底”、“地的”等文字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白话文，欧化文的起因是与生吞活剥的“硬译”有关的，而鲁迅先生就是硬译的大师。他继而又指出，“硬译”对时下译坛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结果是“无译不硬，一似硬译”现象成为时髦的风尚。他还认为，“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鲁迅先生既然有自己创作的杰作，就“不能为翻译的便利而改变中文文法，无论是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

三、梁实秋回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梁实秋在晚年回顾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经历时说：“使我能于断断续续３０余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其实，翻译莎翁的剧作不是梁实秋个人的选择，而是胡适先生的倡导。正由于胡适先生的倡导合乎梁实秋读第一流书的主张，才使得梁实秋接受了这个挑战。１９３０年，任职于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翻译委员会的胡适，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计划。胡适共物色五人担任翻译，他们是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计划五至十年完成。对这样一个庞大计划，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积极，他不仅明确答应承担一部分任务，而且拟定了八条具体实施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首肯。从此，梁实秋文学实践中极其壮丽辉煌的诗篇开始了，他个人的命运注定和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期望，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年复一年地工作着。特别是当闻一多、徐志摩等四人临阵退出，梁实秋便一个人把全部任务承担起来。胡适先生对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一直非常关心，有一次，他赴美国开会，临行前还带了梁实秋刚译完的《亨利四世》，说：“我要看看你的译本能不能让我一口气读下去。”胡适还对梁实秋说，等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可惜，全集译成开酒会之时胡适已经去世了。

抗战爆发前梁实秋完成了八部莎翁剧作的翻译工作，四部悲剧，四部喜剧。“七七事变”后，为了躲避日寇的通缉，梁实秋不得不逃离北京，抗战八年间他几乎中断了莎翁剧作的翻译。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课余之暇，他又把荒废多年的莎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