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小说的叙述个性

王小波小说的叙述个性
文体问题是王小波小说研究中极有开拓价值的研究角度。

首先,王小波小说自身的从封闭到开放的演化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伸到90年代末,而这个时间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当代小说文体发展时间线。

其次,王小波的小说创作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变化存在着某种应和关系。

他的小说都充满着强烈关注当下和现在的时代精神。

《黄金时代》里边,既写了文革的时代压抑,也写了现实生活中更加隐秘的压抑,《唐人故事》,表面上是在写唐朝,但明显不是历史小说。

王小波所有的故事灵感来源都是现在,即使小说中呈现出中古灰色的基调,读者也总能体察到当下生活的影子。

因此,研究王小波的小说文体,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坛小说文体观念的整体移动,对于完整地描绘文学从80年代向90年代的演进过程具有不可或缺的再现意义,对现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建设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王小波小说文体”的历史演变
综观王小波的小说,会发现它明显有一个从封闭到开放,“后出而转精”的变化过程。

其小说精神和思想也存在着孕育、诞生、成长直至成熟的几个阶段,总结起来,即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思维孵化期、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期和中年的思想成熟期。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仅是一个生理性的划分,更是“王小波体”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作家自我身份的寻找和认同、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话语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70年代,是王小波小说文体的鮮化期。

初尝写作的他,创作完成了如《绿毛水怪》、《战福》、《这是真的》、《歌仙》、《猫》、《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等短篇小说。

这些小说文笔流畅,叙述从容,语言丰富细腻,初步显示了王小波优秀的写作水平。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王小波,从小翻阅父亲的旧书柜、逛旧书店,在那个政治气氛紧张的年代里,偷偷阅读的《十日谈》、《变形记》和莎士比亚戏剧等老一辈翻译家翻译的西方文学,打开了他文学世界的第一道门,培养出了童年时期对文学的爱好,也进一步发掘了他敏感善思的天性。

在冥想中长大的王小波,童年时期读过很多诗,文学的熏陶和濡染,带给了王小波美妙的感受,也给了王小波当作家的美好期许:写作出闪耀着水晶般光辉的作品,以此来对抗的黑暗、恐惧和寂寞。

这些童年时期的阅读经验,在不知不觉中为王小波诗学品格奠定了基础,就像他在《我的精神家园》中说的那样“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

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

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來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1]
受童年阅读经验和生活经历的影响,此时小说还未显出独特性,显示出很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其流畅平实的描述已经显示出了王小波未来写作的潜力,虽然此时的小说总体上处于封闭的状态,但在总体封闭的文本中,已经掺杂着一些杂语喧哗和质疑的成分。

《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等短篇初步展现了王小波在庸俗的现实生活之上诗意栖息的理想和才华。

《歌仙》,和以往大团圆的民间传说故事不同,认为“一切传说全是扯淡,因为它们全是皆大欢喜的胡说,一切欢喜不可能长久,只存不堪回首的记忆,才难以忘怀”[2]。

,展示了王小波以反讽精神对传统审美价值的颠覆。

《这辈子》《变形计》《猫》则将观察的视角转换到当下社会,阐释对工农阶级、两性关系等的思考。

事实上,这些早期作品,与当时文学审美习惯不相符合,比之七十年代更加封闭的红色小说已是很大的进步。

80年代，是王小波小说文体的基本成型期。

1980年，王小波的小说《地久天长》首次
[2]王小波:《歌仙》,《王小波全集》(第八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发表，开始彰显出独特的文体风格。

1982年，30岁的王小波开始写作历经10年才面世的成名作——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1984——1988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王小波构思并写作完成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唐人秘传故事》（即后来的《唐人故事》）小说集，它包含五部短篇小说，分别是《立心街甲一号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等显露出比较明显的黑色幽默风格。

90年代，是王小波文体的快速成熟期。

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辞职大学教职后，他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文学创作上，他的文学精髓“时代”三部曲——《青铜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先后出版社问世。

如果说早期作品《战福》、《歌仙》、《这是真的》等是小桥流水般低吟浅唱，《唐人故事》是无厘头的插科打诨，那么《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等便是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开放性的狂欢交响这些小说真正显示了王小波在文体创作上的独特和高超之术。

二、叙述视角
王小波在讲述故事时，多采用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多为第一人称，有些为第三人称叙述，或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叉混用。

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等最能体现王小波小说个性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给读者以亲切真实娓娓道来的感觉。

但第一人称叙述也容易送入死胡同，如果过度展现自我情绪不加节制，又容易使小说被“我”的话语淹没，从而使小说成为情感宣泄的载体和工具，剥夺了读者自主判断和艺术再创造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小说的叙述者第一人称“我”，讲述的是“我”的记忆、经历和见闻，其身份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的主人公。

如《黄金时代》、《三十而立》和《似水流年》等小说，叙述者是王二，即小说中的“我”，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如“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仿佛在不久之前，我还是初一的学生”，“转眼之间我就长大了很多，身高一米九十，体重八十多公斤”｛13｝等。

这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占多数,采用这种叙述视角,同时追求故事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完整性,属于传统小说的范畴。

这类小说总会不自觉达到一种逼真的效果,让读者误以为小说中的主人公王二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王二,小说中的故事都是王小波真实经历。

现代以来的许多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那王小波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和其他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同的是,王小波第一人称叙述,第一人称“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叙述身份,并且总是在发展变化中,一会儿是小说的叙述者,一会儿又是小说的创作者,转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作家王小波用“我”的第一人称身份,游走在小说的各个故事之间,对各个故事进行着多种控制。

如《白银时代》,小说的中心故事讲的是2020年,叙述者“我”在写作公司上班,正在写作一部《师生恋》的小说,并以毫无节制的笔墨浓墨重彩地论述了“我”写作《师生恋》小说的过程,但与此同时,作家又跳出了“我”作为写作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工作生活,以
《师生恋》小说的主人公的身份(《师生恋》故事中的学生)铺排,完整呈现了《师生恋》这个小说,在《师生恋》这部小说中,“我”又成为了叙述者。

除了这两个身份,还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作家王小波的存在。

王小波在这个搞师生恋的学生和写作公司办公室主任两个身份之间自由转换,令读者产生强烈的陌生感,如:
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师生恋》的小说。

······
在黑色的皮衣下，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

在椅子上坐久了,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好像挨了打,触目惊心。

……
这故事发生的时节,有时是严冬,有时是酷暑。

在严冬,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

……在潮湿的秋季,老师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
这是一道谜语。

我写着的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

在班上,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

办公宝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
如上文引述的,一面写着上班自己的无聊厌烦的情绪,写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一面又不露声色地进行着《师生恋》这个小说故事。

这类小说在王小波仿古小说中很是常见,以作者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创作者“我”生活在现在,小说的中心故事却发生在古代或者另外的时空中,创作者“我”虚构发生在古代的故事,并在故事虚构中融进了当下自己的生活体验,“我”在创作,同时也在不断地打断着创作,并不时讲述自己的经历。

《万寿寺》是其中的代表,“我”出院后发现自己失忆了,为了恢复记忆,“我”开始阅读自己创作的故事手稿。

这个手稿是一个被重新虚构的红线盗盒的故事,创作者“我”写了多种故事版本,有各种可能的叙述选择,而“我”在阅读的过程屮,同时又加入了主观的创作,薛嵩可以有不同的身份,刺客也经常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变身，抢亲的情节被一次又一次重写。

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被多次转化不停变化，为小说带来艺术上的动感，循着恢复丧失的记忆这条主线，一切变化又有章可循，杂而不乱。

创作者“我”在小说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同时和“元小说”一样，在暴露和瓦解着写作的故事，小说中的“我”，既在分析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小说素材来源，思索着小说的行文布局，同时又在讲述创作的各种版本的小说，甚至因为作者的反复出现一个故事情节出现数十种版本的情况。

作者自由地进入小说故事的讲述中，从而使小说的故事成为创作者“我”完全掌握的一个狂欢化的笔墨游戏，小说故事应该具有的宏大叙事荡然无存，小说成为了调侃和虚构的对象，无形中减小了故事与读者的介入距离。

在此基础上，王小波小说的视角是宏观的、抽象的，它不提供生活的细枝末节而只是描述生活的轮廓，不是生活的写实，而是高于生活的艺术再现。

如《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所述说的尽管是“我”的回忆、见闻和感受，但都只是提供了粗线条的勾勒，跳出了生活的真实世界，和现实世界保持着一定距离。

小说大多数是以特殊年代人的复杂心理为描写对象，想要反映的是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抽象的、宏观的，无法具体描述且带有普遍意义的。

小说中关于人物的描述，不是展现人物的性格，不是展现人物之间的具体冲突，不是讲述人物每个阶段的遭遇也是从是模糊不清的，而是关注大时代背景下人的遭遇。

如《似水流年》中的刘老先生和贺先生，人物的肖像和性格特征都十分模糊，只有一个大体的生平轮廓，他们的命运遭遇反映了文革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心灵的创伤和迷惘，由具体的个人推广到了全体。

小结
本两小节主要探讨王小波小说的叙述个性。

从文体演变上，王小波经历了从七十年的封闭到九十年代末的开放的历史演变。

王小波的小说的叙述视角基本是由“我”担任的，但同时视角是宏观的、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