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结课论文

内容摘要：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以及资本主义文化与仍处于封建制度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的相遇，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冲击与融合的过程。作为这种冲击与融合的结果，不仅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扎根结果，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教育、医药、实业、出版等方面，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基督教；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现代文化

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始的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与前三次有着明显的不同，基督教传教士成为这次传教运动的主体。这次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自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以来所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的传播。

一、基督教与中国意识形态

（一）敬奉偶像的冲突

“中国礼仪之争”最初乃是天主教内部对其传教士在华传教方针及方法的争执。这场争论反映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矛盾和各殖民国家对在华传教领导权的争夺。后来因罗马教皇和康熙皇帝对这场争辩的积极干预而导致直接冲突，并形成康熙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的局面。从社会历史的表层来看，这场争端的激化与教皇和康熙各自要维护自己权威及尊严相关；但从文化交流的深层来看，它乃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本质不同，是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向纵深发展时不可避免的碰撞和冲突。

（二）“基督”形象与“孔子”形象的人格

在中西文化相互接触交流时，人们必然会将基督教文化中的基督教形象和儒家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作为两个人格类型来加以对照比较。在基督教文化体系中的核心观念“耶稣基督”是其“历史上的耶稣”与“信仰中的基督”之有机结合。这一形象是神人合一的完美结合，也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儒家思想几中中国哲学、政治、宗教和伦理与一身，所以孔子形象必然成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人格类型。把基督教形象人格化和孔子形象做一比较，不难看出：

第一，基督体现了“神人合一”的超世人格，而孔子则代表了“天人合一”的现实人格。

第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观念，基督和孔子都受到不同群体的尊敬。

第三，基督教作为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是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殉道者；

而孔子作为世间“人杰”，则是现实主义的务实者和善变者。

（三）“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神人合一是基督教文化的永恒主题，是其信仰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在基督教对存在的理解中，人的存在时相对的、短暂的、有限的，其存在的意义只有在追寻绝对、永恒的无限中才能体现出来。基督教认为，人的升华和超脱就在于神人合一、与神会通，它标志着有限之人达到了灵性解放和精神欢乐的最理想意境。

（四）基督教与中国儒、道思想的现代交流

基督教与中国儒、道思想交流早在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时就已开始。当时以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为一方，以中国士大夫及中国传教宗教信奉者为另一方，进行了探讨。这种交流及争论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互渗，但也导致了二者之间强烈的对抗、排斥。20世纪以来，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对话在现代世界新的时代精神及文化氛围中重新全面展开。一方面，西方基督教学者坚持不断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尤其将基督教与儒家、道家思想加以对照、比较。另一方面，中国基督教各派学者和思想家亦对中国文化传统及精神熏陶进行深刻反思，力求弄清其信仰体系与其文化遗产之间的契合之处的异同所在。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学、教育和医疗事业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学

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19世纪以来《圣经》的大量汉译及各种中文版《圣经》的民间流传。传教士汉译的《圣经》重点在于求信、求达，后来中国学者翻译《圣经》则着重于求雅、韵。并与许多中国传统文学写作手法相比较、对照，甚至尝试以某种中国文体来汉译《圣经》，使《圣经》的翻译成为一种中国文学的再创作。对此，朱维之在《基督教与文学》中谈到，“《圣经》文体中已经发现特别和中国文体吻合的，有《哀歌》和《离骚》。这两种文体很有几点相同：一是二者都是哀楚而壮烈的诗体。二是写作手法有相同之处，即是每句中间有个间歇，表示吞声饮泣时，喉咙被噎住的声容”。①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还表现在一部分中国本土作家有领洗入基督教的经历，如老舍在1922年就已正式领洗，成为基督教徒。在当今中国青年作家中，不乏对基督精神的推崇。以致在普通百姓中都认可上帝之爱，对上帝的敬爱，如在商业中，把顾客称作“上帝”，把某某称作“救世主”，在日常用语中不时出现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词语。这说明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增多，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可谓日益广泛。

（二）基督教与中国教育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之际，为了消除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隔阂，在中国立足植根，实现其宗教精神及道德修养对中国人的熏染，基督教一些传教士在中国从事教育、医疗和出版事业，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

从客观上讲，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不仅为其神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也为近代中国社会培育了许多高素质的人才，其中有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思想家、科学家等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其《基督教差会与教育的关系》中说：“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内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反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在社会中发展，也并非按教会所想的那样成为上帝受众得力的代理人，而是向多元化发展的。”②

（三）基督教与中国医疗事业

基督教教会为促进中国的“神学事业”，他们在中国创办了许多医疗机构，从客观上带动了中国的现代西医学的创立。1834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伯驾来华，教会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传教事业和医疗事业。

从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活动来看，教会及传教士主观上为殖民主义者的扩张充当助手，传播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精神，客观上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四）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基督教一贯重视慈善事业和服务社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也大力兴办慈善福利事业和进行社会服务。基督教会的慈善福利事业以普通民众、贫困之人、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受灾人口为主，为民众提供迫切需要的帮助和服务。其范围广泛，内容繁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救贫济困、慈幼养孤、救助灾民、捐资办学、开办医院、赠医施药等是其主要内容，世俗化社会服务趋向很明显。

第一，基督教兴办了许多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

第二，救济灾民、难民和提供紧急援助，兴办医院，建立诊所，向贫穷困苦的社会下层赠医施药。

第三，基督教还在促进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禁烟禁赌禁酒禁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此外，基督教在中国妇女问题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基督教博爱的精神以及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