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人格的孤独性

公元前２７８年，浩浩荡荡的秦军攻克了楚国的

都城—郢，一个曾经驰骋中原的国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与此同时，一个伟大而郁闷的灵魂，终于完成了它最后的颤动，自沉汨罗江，于是，中华民族的史册上载入了这样一个传颂千古的名字———屈原。这不是生命历程的简单结束，这是在领悟了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之后的人格再生。这个被后人誉为“与日月争光可也［１］”的壮美人格，其实也象日月一样孤独。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只有善于团结别人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然而，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也有这种现象，即因为思想的超越或是见识的卓越，使得一些杰出人物在某个特定时期，

成为了一位“孤独者”［２］

。高尔基在《致茨威格》一文中说过“一个人越不同凡俗就越伟大，也越孤独。”而屈原正是这样的。

屈原个人政治道路的失败历程，正是楚国走向衰亡的历程，也是熔铸其峻洁人格的痛苦而崇高的历程。其间，在惶惑和困扰中，屈原经历了激烈的内在冲突。就其展开顺序而言，屈原的内在冲突包括三个层次：坚持理想与屈从世俗的冲突，去与留的冲突，生和死的冲突。诗人以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三种冲突，但也使自己成为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

屈原出身于楚国的贵族之家。屈氏家族累世担任楚统治集团的要职。至于屈原本人更是学识深厚，见多识广，优越的政治环境和先天的素质，自然而然地培养了他强烈的参政意识。《橘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作品，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表现出的是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壮志。这里没有慷慨激昂、惊天动地的话语，但已显示

了屈原坚贞不移的人格，奠定了屈原一生的思想基

础，也为人格的孤独性埋下了种子。后来，他在《惜往日》中曾回忆过年青时春风得意的往事：“惜往日之曾伟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此时，由于诗人的生活呈玫瑰般的色彩，因此，进取向上、热烈、奔放、单纯、质朴成了他年青生命的主调。但是，他奋飞的翅膀无形中遮住了楚国贵族的彩云，命运的魔掌把诗人推向了一个忧郁而痛苦的天地。“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适为宪令，屈平属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

为也。’王怒而疏平。”［１］

《新序・节士》说：“屈平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入楚，赁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功潜屈原。屈原遂放于外。”至此，屈原的人格追求乃至他的整个生命开始蒙上一层悲凉孤独的阴影。

屈原载满雄心壮志的帆船被暗礁撞碎，既而组合成他浓郁的忧患意识。屈原的忧患意识超越了个体的生存需要和功利需要，是一种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的感情，具有更为崇高的艰难历程。他遇到的第一个精神矛盾就是：是坚持理想还是屈从世俗。

在楚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屈原，具有天才式的诗人气质，并以诗人的纯洁无瑕的心灵来构建他的“美政”理想：“国富强而法立”，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在世风日下、江河摇坠的楚国，人格的堕落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奸邪、欺骗、卖友、人格反复等恶

屈原人格的孤独性

刘

群

（襄樊学院中文系，湖北襄樊４４１０５３）

摘要：屈原人格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人格风范，成为几千年来沉淀在人们心中的人格美的典范。本文试从屈原经历的三个层次的内心冲突（即坚持理想与屈从世俗的冲突，去与留的冲突，生和死的冲突），揭示屈原人格的孤独性。

关键词：屈原；人格；孤独性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１４Ｘ（２００７）０５－０１１８－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２０

作者简介：刘群（１９７２－），女，湖北襄樊人，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ｇｆａ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第６卷第５期２００７年９月Ｖｏｌ．６Ｎｏ．５Ｓｅｐｔ．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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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充斥士林。在屈原周围，有心害其能的上官大夫，有挑拨离间的子兰，有朝三暮四的朋友，有“荃惠化而为芳”的学生，有干预朝政的楚妃，重峦叠嶂使得他成了孤立无援的悲剧性人物，承受着精神上巨大的困惑和痛苦。屈原把实现“美政”的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并在《离骚》中企图用血缘的感情来唤醒楚王对自己的信任。但昏庸无能的楚王最终抛弃了忠心耿耿的他。美好理想与丑恶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屈原正是在这强烈的反差中进行着九死不悔的抗争和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１］一“浊”一“清”，一“醉”一“醒”，充分表现了屈原孤独的原因。“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１］这是一个孤独的求索者的真实写照，因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真诚的头颅撞击真理大门的人。

《离骚》中，屈原多次提到灵氛等人对他的劝告。对于这些善意的忠告和劝说，屈原并非没有思考。几经抉择，他最终还是坚定了自己选择的这条异常崎岖、布满荆棘的道路。明知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仍然以不息的脚步苦苦寻觅前进的方向。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正因为如此，“上下求索”的态度才具有永恒的魅力。

楚民族，楚国家从“辟在荆山，荜露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３］的落后状态，一跃而为中原大国，它所走的是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它没有受到周王朝的任何优待，而是在被压抑、被欺侮、被损害的情况下茁壮强大的。有着悠久历史的楚国，无论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衣冠服饰、文学艺术、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浓厚的民族意识，强烈的民族感情，不可摧折的民族自尊心，早已深入人心，像坚韧的纽带一样把楚国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心雕龙・辨骚》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同样，不有楚国，岂有屈原？楚国客观上为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础。因此，当楚王的昏庸、贪婪、残暴令诗人失望不已时，他的视角开始转入另一个更加动人的天地——

—对祖国的挚爱。

屈原生活的战国末年，全民族走向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网罗人才是君主们富国强兵的主要策略。“择主而士”是时代精神，“楚材晋用”乃情理之中。当时许多贤人才子，不肯据守一隅，而是周游列国，寻求仕途，为中国大统一显一技之长。如商鞅弃魏相秦，孟轲游说齐梁，荀况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之后，激愤难平的屈原，也情不自禁地闪现过远适他邦、另择明君的“去”的念头。这种念头无时不在地缠绕着他痛苦的灵魂。但是，“陟升皇之赫赫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兮余马怀兮，蜷局而不行。”［３］欲逝而不行的复杂心理，该是多么真切地表达一个爱国者的一往深情啊！真是撄摇人心，催人泪下。是故土的山山水水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因此，他宁肯在自己的国家里“屈心而抑志”、“忍辱而攘诟”，也不肯背弃祖国。屈原这种发烫的乡情，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是十分独特与突出的。

屈原本与楚国同姓，也是楚贵族屈、景、昭三氏之一，对楚国有着异乎寻常的依存感和责任心。他在《橘颂》中一再强调“受命不迁”、“根固难徙”，这不仅仅信誓旦旦表明了自己独立不移、横而不流的意志品格，也暗示着一个事实：楚国是他的家，是他的根之所在。这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种强烈的宗国意识和血缘感情，使得屈原在经历了激烈复杂的内心冲突之后，毅然舍弃了唾手可得、众人向往的“去”的腾达，选择了“留”的艰险和孤独。屈原的这种孤独，实在是当时楚国黑暗现实的一丝光亮。随着时间的绵延，愈能光亮照人。

屈原的悲剧之所以撼憾千古，正是在于他面对现实的困厄，没有颓丧灰心，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执着的目光正视时人所不敢顾及的一片残酷乐土——

—死亡之路。他以死来实现其壮丽的一生，并获得人格意志的升华。

屈原也曾对人生充满无限的眷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政治上积极进取，道德上恪守节操，艺术上敢于创新，都是“生”的强烈欲望从不同方面的鲜明体现。但是，每个正直的人，只有在维护个人尊严，坚持道德真理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孟子云“舍生而取义”。屈原企图竭忠君王，但遭谗被谤，失去了君王的信任。因此痛苦万分，上天下地，徘徊观望，找不到去路，去留的矛盾十分激烈。但回来又怎样呢？仍是国事不可为。因此下定决心：“吾将从彭城所居。”［３］这是他第一次提到死志。这个死，是在政治道路被堵绝，去留十分激烈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可见他第一次提到死时，感情是何等的激荡。但他这时说的还只是“将从”，一种打算而已。大概任何自尽的人，死字都是从极度的愤恨、失望与痛苦中跳出来的。屈原思想中的生死搏斗是经历了长期的斗争的。他对死亡的选择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果断而明智的选择。等到写《怀沙》时，诗人对死亡已很坦然，很平静。这是死志经过长期酝酿已经成熟的表现。因此，当白齐率领的秦军摧毁了他赖以生存的象牙之塔，他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是，汨罗江以它宽阔的胸膛拥抱着这个精神和肉体上饱尝苦楚的诗人，以它绵绵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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