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 胡 汉 民

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胡汉民

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蔡济民、熊秉坤起义于武昌，推黎元洪为湖北都督。时余适在西贡筹款，乃急归港，而克强则已以应湘、鄂党人之请，由港启行矣。当三月廿九之前，统筹部已使英士、钝初、觉生、石屏等入长江，为广州革命之应援。广州虽败，各省以怖于革命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党人进行武汉之运动尤力，武汉新军参半为党人。适遇铁路风潮，端方调兵入川，湖北总督瑞澂以最富于革命思想之步兵第三十一、三十二联队予之，以分散其势力，所余仅炮兵工辎等营，而子弹亦为瑞澂没收，每人仅余五颗，军中仍跃跃欲动。忽而机关破坏，捕去三十余人，并搜出党人名册。（时胡瑛尚在武昌狱，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士兵之投入革命党者已多，于是为自存计，迫不及待，是夜九时草湖门四马路民房失慎，城内工兵队熊秉坤等集合同志，弃肩章，各卷白布为号，鼓噪而出。队长阮荣发出阻，枪毙之，即袭楚望台，毙旗人百余，转占军械局，取子弹，攻督署；城下辎重队即放火响应，破城门入，与工兵会合。十时许，炮兵队已据蛇山，以机关炮助战。瑞澂命张彪等率所部御敌，而己则走避楚豫舰中，布政连甲等从之，张彪亦走汉口。夜半炮声止，全城已定，而吾党重要人员均未及期到鄂，蔡济民等不得已，拥清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湖南、江西次第响应，张鸣岐乃通电宣布独立，欲以缓和人心。既数日，又取消之。余急使同志密散传单，斥张罪状，一面运动军队逐张，而使执信、毅生潜入内地，起各路民军，以逼省城。

初，三月廿九之役，张鸣岐实只身走匿李准处，李颇挟功凌之，张不能堪，而惧夺其位，则奏调龙济光全部到粤，龙为张巡抚广西时之部将。龙至，则兼为广东新军镇统，位势在李上，李渐不平。余诇知其情，则使人离间之。李自被刺伤，虽医愈，然知革命党势力已大，不敢更与结怨，故为陈敬岳求免死；护送但懋辛等回里；中路清乡之任务，李亦以让之他人。张更疑其与革命党人通，遂夺其中路所统三十营，且收取虎门要塞大炮撞针，李益不安。然虑革命党不能容赦之也，则托其幕友谢义谦至港，征探革命党意旨。义谦，良牧之叔也。十五日良牧偕与来见，余曰：“革命党不报私仇，特为汉族请命耳。清廷大势已去，李当知之，李果能反正，而尽忠于革命，所谓以功赎罪也。李固识精卫，犹不能信革命党之行动耶？”谢归报。十六日，李又使电报职员黎凤墀至港，因韦宝珊求见。（当时同志颇有虑李不可靠，与之交涉，不免危险者。余廉得其情，实知李已丧气，而又受逼于张，从其个人立场，必不敢存不利于我之念，余收李，广州即可不战而定，故坦然应接其来使。）余见黎，即曰：“今为李策，只有两途：若欲为满州尽节效死，则当与民党再战；如其不然，则当即从民党；首鼠两端，祸且在眉睫，今但问其决心如何耳。”黎谓：“李已有决心，若不见疑，请示以条件，将惟公之命是听。”余乃要以：（一）李须亲书降表来，同时去满清旗帜，用青天白日旗帜，通电反正。（二）即逐张鸣岐，且迫龙济光投降。（三）欢迎民军。（四）李势力范围内之要塞、兵舰、军队，皆须交出，由革命政府处分之。黎如所教上省。翌日复来，则李果为书上同盟会南方支部，表示降服，愿一一依所开条件执行。

十八日，李以明电来，言：“张鸣岐已走，咨议局开会，已举公为都督，盼即来省。”已而咨议局公电及省中同志陈景华、邓慕韩等电皆到，且言蒋尊簋（伯器）为副都督，于余未至省时，暂由蒋代理。盖咨议局先一日开会，宣布独立，举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舆论哗然，张亦不敢就。而李则直以电话告张，谓己已通款于革命军，四江兵舰之炮，实比他部队为利，即他舰亦已集中省城，请其好自为计。张得电，召龙济光谋。时云南已独立，龙亦已受李运动，故张问龙，能即扑灭李否？龙告以不能。张知已陷于孤立，且得沪电，只：“京陷帝崩”四字，而南海、番禺、顺德之民军渐逼，香山驻屯新军一营已变，南路、东江皆告急，张故立逃；于是各界再就咨议局开会，而限于革命党人为合被选举资格矣。其时在港同志尚有劝余不即上省者，以为李固新降，龙济光尤叵测，新军在省只两营，且执信、毅生尚未到省，手无一兵，不如且待。余曰：“不然，此时革命空气已笼罩全国，广东

屡起义师，且在凤山被杀之后，官僚尤为丧胆，吾人所恃，不仅在兵，若稍涉犹豫，适以示弱；况此时事机，顷刻变化，我辈为革命党人，万无持重求全之理，我意必速行。”逐与淑子、宁媛、君佩、良牧、应生、黄大伟、李郁堂即晚上省（濒行，何启约相见，何曾撰西法真诠及驳张之洞劝学篇。余询以外交之事，何云：“湖北首义，已以关税所入存贮汇丰，为偿还外债之备，因而得列国之好感，此可效也。”余此时无暇与何深论，但觉授人以柄，实开恶例；而何反以为得计，何也！）余等抵省，果见省河兵舰悉已悬青天白日旗，同行者皆欢呼：“中国人真见天日矣！”登陆，李以所部迎余，即步行至咨议局，受各界之欢迎。伯器即日交代。

咨议局在前清，等于省议会，其分子纯为绅士。此时大会已非原有性质，乃为城市民众代表，萃广州之商会、善堂、报界、教育界及咨议局议员若干人为之；析其分子，则小资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皆属于第三阶级者也。满清盛时，以贵族官僚专制，绅士与官结纳作威福，竟若代表一切，而他无敢言者。迄于末造，经所谓维新变法及预备立宪，乃始承认商会、教育会等为合法团体。通都大邑贸易繁盛，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至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已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从前四民，谓士农工商。）斯时法律上固无工会，即实际上亦未有其萌芽。至若农会，乃知识阶级讲求农事改良之学会，与农民无关也。广东善堂为特产之慈善团体，初亦凭借绅士，继则附庸商人，其名义乃独立，而常与商会共进退。张鸣岐在粤反革命时，使七十二行商会、九善堂通电诬诋革命党，畅所欲言，指此为广东舆情之代表。及反正以后，而七十二行商会、九善堂又通电颂扬革命，惟恐不及，此亦可以见商人之性质矣。各省反正固以民族思想战胜为最大原因，而党人拼死进攻，使满清官僚日夜陷于恐慌之境地，而不敢与我抵抗，亦为制胜之由。

余受任之际，全城官吏尽空，等于无政府，余乃即日任陈景华为民政部长，先使理警察之事；任李郁堂为财政部长，收藩运两库；陆军部长、参谋部长于十八日由新军宣布反正时所公推者，则仍之；创军政府雏形于咨议局，使君佩、汪宗洙等为秘书、参议；为安民布告，并通电内外。时财政问题颇形棘手，括全城官库，仅得万元，（查知由张鸣岐临去时发龙济光部军双饷，而与属吏席卷其余以逃，且告人云：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而新军及旗营等部，立需饷二十余万。余乃使郁堂与杨西岩、陈赓虞等商借港商款四十万，许以三个月倍数偿还；一面将库存官钱银局纸币千二百万，（此项纸币张鸣岐曾发行于市，及不能流通，发生纸币风潮，张乃借汇丰银行款收回存库。）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发行，而使商会承认通用之，嗣后乃不虞困乏。军事问题则更为复杂，新军全协向为革命之中坚；然此时则黄仕龙领一团在高州，留省之一团，又分一营在香山，故其势甚孤。巡防营共六十余营，人数至多，但其武器与训练，远不如新军，且散布全省。只中路三十营，向为李准所辖，张鸣岐削李兵权，仅留其六营，余则置分统二人，使直接于己；然统领偏裨，为李旧部，故李犹有号召指挥之实力。龙济光以济军九营来粤，并合桂军三营，为十二营，视他军为集中，又新至粤，其受革命影响至浅。龙虽从李准反正，而实存观望；即李亦只以一时之利害，归命于革命党耳。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以成其众，其气甚壮；然仓猝啸聚，其军实固逊，其行列形式亦较防营为更差。民军以首义自居，视他军如降虏；他军则薄视民军，为起自草泽绿林。余审察各部分之性质，因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而张民军之势，以压迫降军与防营。时执信、毅生已到省，由二人平日运动之部分，如李福林、陆兰清、谭义、陆领、张炳、黎义等，皆极服从，则亟施以组织训练，并稍资以军实。其余如杨万夫、周康、万锦泉等，则为民团督办处，使皆受成焉，而为之编练。（此着独无效果，因为民军首领性既跋扈，而余用刘永福为督办，何克夫副之，本意刘曾于安南抗法，及于台湾抗日，俱有名，为两广会党游勇平时所倾服，用刘，民军当易就范，克夫左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