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

第二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
文化研究领域是各种思潮的荟萃之地，当代世界的各种思潮都可以在这一领域中找到，如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等等。

体现各种思潮的文化理论，由于其旨趣（interesse）不同，其理论与方法论也各异。

我们今天讲述的文化理论，将以马克斯·韦伯关于“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相关论述作为参照。

将会涉及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叶的德国学术圈，有狄尔泰（W. Dilthey）、李凯尔特（H.Rickerte）、韦伯（M. Weber）等人。

为什么选择韦伯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既是价值关联的（value-relation），又是价值自由的（value-free），对我们理解各种文化理论和方法都有一定帮助。

韦伯的时代，一方面是实证主义思潮的流行，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思潮流行；因此韦伯所倡导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理论必须两面作战，才能最终超越两者。

1、与自然科学划界
十九世纪流行伽利略式的自然科学模式。

当时欧陆学术界的实证主义思潮，主张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

德国学术界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论战。

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关注的是物体原因方面的知识，而人文学要求理解生活的意义，所以，前者需要说明（explanation），而后者则必须理解（understanding）。

唯有通过理解，大而至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小而至于一部作品的意义，才能展现给我们。

人文研究是人类关于自我的知识。

从知识性质的区分上，“理解”对于人文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所有人文学科都直接与间接的与人的历史发生关系，因为只有历史才能告诉我们，理解是什么。

也只有通过理解，历史与人才能发生意义间的联系。

狄尔泰将从经验中产生出来的理解观念，扩大为整个人文学的方法论基础。

与自然科学的关注点不同，人文研究关注的是人的自我知识和意义。

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调历史的文化的科学运用的是个别化、特殊化的记述方法，人们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某些方面感兴趣，是因为这些方面与价值相联系。

文化研究具有价值关联的属性；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根本标准。

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是历史的文化的科学。

它关注的是与普遍的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

它必须从对象的特殊的和个别化的记述，展现其不可重复的一次性发展。

只有那些在其对象的个别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文化价值，才是具有本质意义的事物；文化事物的意义，就在于使它与其他事件相区别的那些特征。

个别化方法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主观随意性。

历史的文化的科学使用的个别化方法，恰恰是以普遍的文化价值作为参照的。

它同样是要将特殊的事物隶属于普遍的价值。

人文研究所得到的知识的“客观性”保证，正在于文化价值的普遍性。

李凯尔特认为，人文研究的基础，就在于特殊之物必须具有普遍意义。

现代性就是理性化，这里的理性是相对于传统的天启、迷信、权威、偏见而言的人的思维能力，它发端于伽利略—牛顿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并主要表现为科技理性。

科技理性最简单的表示方式，就是二二得四。

这是一个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普遍公式，它蕴涵的是世界的可计算性。

2、“理解”（vrstehen）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的理解不是手段，理解本身就是目的。

理解要尊重个体的特殊性与生活经验的具体性，人生的意义总是要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理解才能发生。

人文的理解总是先从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现象开始，逐渐过渡到对于社会文化的总体理解。

对于人文的理解，个人思想或社会事件，又是在整体关系中得到理解和意义的，这种整体关系，可以是一个语句，一篇文章，也可以是整个历史文化传统。

我们对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就是在这一整体关系中获得理解的。

解释学中的解释学循环（hermerneutic circle），就是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在这一关系中，理解者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在狄尔泰那里，理解是将心比心的移情作用，所以他更强调设身处地的体验；而在韦伯那里，则是植
根于历史文化脉络中的解释（interpretation）。

解释性的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将研究对象置于其历史情境中，把握其意义。

文化意义上的理解，其目的并不在于掌握历史社会的通则。

神秘主义把理解限定在与理性对立的直觉体悟的范围之内，这种理解不仅可以在语言之外进行，甚至根本排斥语言承载表现这种理解的可能性。

成了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不可言说的精神状态。

韦伯作为受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影响之人，反对直观可以洞见真理之说。

3、理解与说明
狄尔泰的名言，“我们说明的是自然，我们理解的是精神生活。

”人文学的方法是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说明。

4、理想类型（ideal type）
理想类型是韦伯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韦伯说：“理想类型是通过单方面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具体的个别的现象而成的，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性结构，就其概念的纯粹性而言，这种精神结构不能凭经验在现实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现。

它是一种乌托邦。

”理想类型的建立，是研究者根据自身的价值关联，以突出研究对象的某一方面为特征的，对我们来说有意义是其前提。

其次，理想类型的建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有利于我们的比较研究与观察。

5、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
韦伯认为，对于一个行动的正确解释，必须同时掌握两个层面，一个是意义的适当性；一个是因果的适当性，两者相互制衡。

文化研究也追求历史解释中的客观可能性和适合的因果型论证。

通过理解的方法，与建立因果关系的方法相互结合，我们也就真正理解了文化。

6、“理解”的社会学，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
在实证主义社会学之外，韦伯发展出一种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

在他看来，只有人类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才能给社会中生存的人赋予一种意义。

而这种意义就是根据我们所说的文化建立起来的。

韦伯认为我们可以将文化视为“世界过程中无限无意义的事物中，被人类赋予意义与重要性的那些有限的部分。

”
7、认识与志趣
哈贝马斯认为，认识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性的范畴，因而必须具有社会理论的形式；他认为人类的知识与认知的旨趣共有三类：技术的旨趣（interesse），实践的旨趣，解放的旨趣。

技术的旨趣：试图通过技术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旨趣；实践的旨趣：使人从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确保个人和集团的相互理解；解放的旨趣：主体从对象化的力量中得到解放。

人文价值是科学的基础，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不仅在过去，在当下及未来，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略》编辑
刘向之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成《七略》。

全书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

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

所以《七略》实际上分为六大类。

《七略》对其后的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原书唐末佚失，东汉班固以《七略》为蓝本编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知《七略》的概貌。

清代姚振宗等人有辑本。

参考书目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III，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