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帝国通缉犯的传播政治

梁启超：帝国通缉犯的传播政治

1898年9月21日晚，一个身着西装，乔装成日本人模样的25岁中国青年，悄悄地逃到日本驻北京的领事馆。此人非别，正是领导戊戌变法失败的康有为的高足梁启超。旋即，在日本友人平山周、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等人的保护下，梁启超偷偷地离开北京，潜逃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1898年9月21日，梁启超剪掉辫子，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避难9月25日晚9点，梁启超等人离开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登上停泊在天津海河上的日本商船玄海丸。9月26日早晨7点，搭载梁启超的日船玄海丸抵达天津塘沽，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日本军舰。当日午后，梁启超乘坐日本军舰起航，几个小时候离开中国水域，向日本前行。康梁师徒逃跑了，滞留京城的他们的余党却倒霉了。1898年9月28日，日斜时刻，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和遇难的六君子相比，康梁师徒的政治敏感性要强的多，他们感觉大事不妙，早已逃之夭夭。当六君子遇难之际，他们已经逃离大清帝国的辖区，逍遥法外去了。在六君子中，林旭是最年轻的一位，他遇难的时候年仅23岁。或许是因为太年轻，政治嗅觉不灵敏，他竟然对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后党心存幻想，甚至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的“康党”。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他到死时，

都不认为自己属于康党1898年9月23日半夜，林旭神色慌张地来到其好友郑孝胥家中，当时郑孝胥正准备脱衣睡觉了。见林来，郑孝胥又起床，两人座谈良久。林旭对郑说，他自信后党不能以“康党对待他”。林旭太乐观了，没有想到逃亡。第二天，即9月24日，林旭、谭嗣同、杨锐等人就被逮捕了。当日，紫禁城彻夜扰动，慈禧太后连发三电，促直隶总督荣禄立即来京。在遇难的戊戌六君子中，林旭可能是最冤屈的一个，因为他到死都不认为自己属于“康党”！既然不是

康党，清廷为何还要杀害他呢？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只要你站错队，哪怕不是主谋，也会遭到杀身之祸，林旭就是一个残酷的例证。林旭虽然被冤杀，但他临危不惧。据记载，1898年9月28日下午，戊戌六君子的囚车被依次押送到北京宣武门外，林旭的囚车排在第三辆。他站在囚车上，不时地左顾右盼，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只是，他的仆人跟随在囚车后面，一路上边哭边跑。其惨状，令路人动容，不忍观看。前排左起第三人，为日本人平山周。他在1898年

9月保护梁启超离开中国，到日本避难1898年9月29日，清廷颁布上谕说，“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有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大清逃犯梁启超，此时已经身在日本。在其后的14年中，梁启超亡命

海外，依托分布世界各地的庞大的海外华侨组织，筹集款项，

著书立说，为培育新国民，建立新国家，而奋斗不息。这是一个被大清帝国武力驱逐的新国民的故事。他既是帝国的逃犯，也是现代中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晚清末年，在海外流亡者中，基本可划分两大类，即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保皇派）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其实，他们救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只因两方都依赖海外的华侨组织网络，并从中募捐活动经费，这就导致双方关系形成一种激烈的竞争态势，甚至水火不容。作为维新派的当然领袖，康有为向来对革命派领袖孙中山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孙中山也是心高气傲之人，所以康有为与孙中山错过了一度可以合作的机会。1896年，剪掉辫子的孙中山在美国拍照留念早在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东西药局”，名为行医，实则密谋革命。那时，康有为也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知道康有为有志于西学，想与之联络，共同革命。于是，孙中山托人向康有为示好，不料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贴拜师乃可”。康有为收孙中山为徒，这显然是不能的。其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多次试图与康有为合作，都遭到康氏的婉拒。为何康有为不愿意和孙中山联手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性情不和，文化品位不同。康有为是功成名就的进士，学者气质浓厚；孙中山自幼在海外读书，饱受欧风美雨的洗礼。这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由此塑造的文化品性，让康有为与孙中山在一起，无法获得情感的共

鸣。康有为私下曾批评孙中山“躁妄无谋”。孙中山是一个实践家，没有学究气，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文士”。所以，他对康有为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康氏之流的士大夫不过是“八股书生”，其所学都是“无根之学”，不足为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恩师在与孙中山的合作上，康有为的思想是保守的，但他的高足梁启超却是开明的，并且一度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走的很近很近。康梁师徒对待革命党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实则是由他们师徒二人的思想观念差异造成的。康有为常对人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而梁启超则不然，他曾自我表白：“启超与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又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康有为是保守不前的，梁启超是与时俱进的。故而，梁启超对于他老师康有为的学问，最终也是抛弃的。梁启超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在与革命派的合作问题上，梁启超也不囿于康有为的“成见”，而是主动的与孙中山一派接近。19世纪末的日本东京建筑1898年，梁启超在平三周等人的保护下到了日本之后，在平山周和宫崎寅藏的介绍下，与孙中山订交。两人的首度会晤，大约在1899年春夏之交。当年夏天，某个星期三下午3点，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有一次推心置腹的畅谈。这次谈话中，孙中山与梁启超，就革命手段、

土地国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获得了诸多共识。特别是对于土地问题，梁启超很是赞扬孙中山的见解，认为他的土地国有主张，“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本旨不谬”。其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899年7月日本横滨的一次会晤中，孙、梁二人竟“拥被长谈”，直到三更半夜时分，方才休息。只要康有为还在日本，他就会限制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接触。机会终于来了，1899年夏康有为离开了日本，梁启超的顾虑也消除了，他开始公开与革命党交往。双方甚至讨论了合并组织政党的问题，约定推举孙中山为首领，梁启超为副手。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迷上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他甚至联合几个康门弟子，联名写信给乃师康有为，说：“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实际上，康有为当时不过41岁（1858年生），根本谈不上“春秋已高”。康有为的学问大，脾气也大！可以想象，当他接到梁启超的“劝退信”之后，是何等的恼怒。美国檀香山老建筑，檀香山今名夏威夷。这里是梁启超与孙中山争夺华侨地盘的重要战斗场所在日本

的康门弟子并非都与梁启超一心。梁启超的师弟徐勤，就是康有为安插在梁启超身边的眼线。很快，徐勤偷偷地致信康有为，揭发其师兄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的事宜。怒不可遏的康有为立即命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夏威夷）办理保皇会事务。恩师之命，怎敢违抗？189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