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泉：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文化悖论”上

郑海泉：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文化悖论”上前文化部长王蒙在‘大讲堂’上讲了文化的悖论，实际上基本只谈了文学，我们能承认文学可以代表文化，因为文学有一些其他文化品种不好替代的‘优点’。他说，在文化领域里常常对同一问题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争论，而且好像谁都有道理，谁也不服谁。比如有人主张‘纯’文学，而且今年文学诺奖就给了写这样作品的文学家;但也有人主张非纯文学，要在文学里‘揉’进现实东西，文学诺奖更多是授给这样的文学家，于是在文学问题上就存在悖论。我听完后感到不是什么领域里存在‘悖论’，而是一个东西里必然有多面性，其中包括差异而又互补的两面，甚至多面，叫‘一分为二’。人们说的‘悖论’，是人的思维上存在的不同片面性在对文化(学)评价或认识上的具体表现，如果两个观点中真正有一个是完全错误的，或不能存在的，它就‘悖’不起来。与人有关系的领域里，发生‘悖论’的现象更多，因为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思想、感情更是，而且可以‘各持己见’，很难说谁就一定没有道理。虽然这里也有‘底线’，不能绝对自由化，但谁也无权把它按自己的要求‘整齐划一’，实行‘专制主义’，尽管中外历史上都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专制主义时期，但无一例外都被历史否定。>

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同样存在‘悖论’现象，今天有，明天也有，因为在认识世界或者说是解释世界的范畴里，片面性也能存在于一时，比如地心和日心说，孩子争论太阳早晨远还是中午远的‘故事’，都各有各的‘道理’，当科学发达后，这样的争论就统一到正确的解释，‘悖论’就消失了;但在改造世界领域里就不可能存在‘悖论’，因为在片面观点指导下去改造世界，‘自然’就会马上给出否定的答复，至少很短时间就能见分晓。比如中国修三门峡水库，是利大，还是弊大，双方也争论得‘有根有据’，建成后不久，大自然就否定了权势支持的多数人观点，结果是弊大于利，黄万里先生观点正确。

王部长的演讲在我看来，只能说把问题大致讲明白了，但分析深度我认为还不够。下面就王部长谈到与文化悖论有关的很重要的几个基本点，我‘补充’些看法。

一，文学是用文字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的物品，这个物品又带着表达的技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可能算到自然科学范围里，故判断是与非就一定要用社会学的标准，与社会里的所有成员有关，有个性，一定还要有共性，还要加上时代性，三者缺一不可。思想、感情和技巧作为社会人来评判，基本可以分‘好’，‘可以’和‘坏’三大类。在‘坏’的这类里，除技巧外发生严重争论的很少，最严重的分歧常常是对‘可以’的那类东西，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现代正常的社会，也就是民主的社会承认有，因为它没违背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原则;如果只承认‘好’，不许可其他，甚至好的标准按权势需要来定，就必然是专制主义，应该为今天社会文明所否定。有了这个基本观点，就能承认包括纯文学在内的不少东西，任何时候都有它的地位，不必争论，更没有根据要否定它们。不过，允许存在是一回事，把它放在什么地位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有的东西比如纯文学，只要不损害统治者利益，不违背他们的需要，有的专制主义时代也让它存在，甚至地位不低。

二，判断标准有没有‘普适价值’，首先是有，其次又没有。说有是指，好的思想一定属于先进，比如主张民主、科学等人类进步的必要内容;好的感情是主张高尚，比如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等大多数人类共同拥戴的美德;好的技巧能让人感到美，舒服、富于遐想等健康感受。不如此，社会就不那么‘灿烂’，不能不断进步，与其相反的东西就不能让其有‘合法地位’，尽管总有部分人留恋或追求。

说‘其次又没有’，是指这些‘标准’的内容乃至形式都不是强求一律的，‘唯我独革’的，因为不是这样，就会扼杀文学的生命，要独存牡丹，铲除其他，把多样化的世界彻底破坏。没有人民大众的‘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就没法讨论这个问题。

三，在掌握判断标准的时候，对‘度’的拿捏应该抱‘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实需要度的准确，就认真些，否则又要产生‘悖论’现象。有的‘度’甚至可以宽到自由的程度，比如‘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你真能说哪个‘更好’吗?非要一直‘推敲’下去吗?再比如说，‘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还是枣树’，就一定比‘后院有两棵树，都是枣树’或‘后院有两棵枣树’这样的文笔更好，因为他们存在于各自的‘语境’，都能各领风骚，换了地方却会显得逊色。

如果把握好上面三条，文学就可能出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而不废黜百家，独存‘样板’;只会既百家争鸣，又求同存异，而不出现相互诋毁，产生‘悖论’。

说完上面三条，就以两个实际文学问题简单讨论存在的‘悖论’现象。首先是文学要不要为什么服务的问题。当文学拿到社会上的时候，它已经是‘物品’了，需要给别人看，如果它还要让人拿钱买，就是商品了，这两者都肯定是要为什么目的服务的，或者说有什么‘价值’，拿出的人和接受的人都是有目的的。对于这样的事情，作为社会的人，社会就有要求：第一，不能违背底线，第二要力求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作为文学的制造者，作家，必需要做到第二步才行，否则就没资格称为作家，至少在文学的历史上不会有他的名字。这样，文学就必然有一个为什么服务的问题，不承认这点，实际是鸵鸟态度。但到底文学应该为什么服务，具备什么价值，是值得认真讨论清楚的。我认为文学服务的对象，高端是促进社会的健康进步，底线是不损害社会的健康，满足自我‘欣赏’，中间就必然还有不同的层次。过去，中国提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里的问题在于你那个‘无产阶级政治’还并没有大家都确切理解并认可的内容，完全由掌权者解释，如果那是准确表达社会进步的内容，你又何必要用‘无产阶级政治’来代替，难道这还能比促进社会文明、健康、进步更有‘号召力’?能更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理解和接受?一旦用‘无产阶级政治’这个‘筐子’来装，就非常容易把假冒伪劣，比如专制主义的，非常片面的东西装进去，产生并不‘美妙’的效果。因为‘无产阶级政治’本身就不是全社会的需要，只说了无产阶级，其他的怎么办;就是‘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是哪些人也没有非常严格的定义，是不是没有资产就算，有了就不算，今天有不算，明天没有就算，公有制的国家谁是‘无产阶级’，…;何况实际上无产阶级又要被少数人‘代表’，甚至仅是个别人才能代表，外国与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