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案例分析

谁撼动了默多克的传媒帝国？

——“窃听门”事件分析

案例概述

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条爆料，英国老牌“小报”《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并擅自删除语音信箱中的信息，扰乱警方破案。失踪六个月后，道勒的遗体在树林中被发现。消息一出，英国举国哗然。

2002年3月的一天，13岁英国伦敦女孩米莉在放学回家途中失踪。6个月后，采蘑菇者在森林里发现米莉尸体，警方最后证实米莉遭到一个夜总会门卫绑架并杀害，但米莉遭绑架后活了多久，至今不清楚。米莉失踪期间，《世界新闻报》雇用私家侦探窃听她的手机语音信箱，这个侦探还删除了语音信箱内部分信息，以留出手机接收新信息的存储空间，从而有利于“更多新闻报道”。此举让米莉父母误以为女儿还活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干扰了警方对案件的侦破。这种行为终于激起英国各界公愤，成为压倒这份报纸的“最后一根稻草”。

《世界新闻报》是一份英国小报，每周日发行。该报纸是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旗下的报纸，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报的周日版。该报纸停发之前每周出版印刷3445459份，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英语报纸，以报道许多名人以及涉及名人的丑闻的文章而出名。

2011年7月6日，英国议会针对《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召开紧急会议，首相卡梅伦承诺展开独立调查。

于是，默多克宣布关闭《世界新闻报》，这份已有168年历史的报纸，让其在7月10日发行的最后一份报纸的头版上发出“谢谢大家，再见。”的绝唱中屈辱地死去。据称这期发行量达到500万份。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隐情浮出水面，被卷进本次窃听风暴的人物好似多米诺骨牌，纷纷都被拉下水。窃听阀门被彻底打开，丑闻如洪水般涌出，在英国掀起惊涛骇浪。自此，默多克传媒帝国伸往英国的触角遭到重重一击。

案例分析

一、新闻的过度自由与媒介传播的伦理道德

1.新闻自由—是权利也是责任

自17世纪弥尔顿“出版自由”的口号提出以来，“新闻自由”的口号也随之诞生，这标志着人类步入一个新时代。新闻自由是新闻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保障着人们相互之间进行通畅的交流。在当今世界，没有新闻自由，人们将失去一种最为有效的相互交流信息，意见的桥梁。在西方国家，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公众认可传媒应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以监督政府的行为，保障公众利益。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新闻自由是一种权利，任何权利都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它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有着引导和掌握社会舆论的能力，在享有一定权利的同时要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恰恰体现在应该坚持正义公平的价值判断，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不是随波逐流，在自由和责任面前不应该偏向哪一方，而是应该在秉持新闻自由的基础之上，勇于承担起自己被赋予的社会责任。这是任何有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媒体都应尽的本分，也是其受人尊重的根本保证。

为了保护隐私权，新闻传播应仅限于公开社会信息以及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至于采集和传播纯属私人的信息包括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讯的有关内容，则应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不得任意干涉。显然，《世界新闻报》为了一种自由（所谓的知情权）而去侵犯另一种自由（人们的隐私权），通过窃听他人电话、截获私人邮件的方式获取新闻，这完全与“尊重人权”的口号是相悖的，其尊重大众的知情权也是以突破新闻职业道德底线为代价的，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是一种媒介社会责任的极大缺失，是对媒介伦理道德的公然挑衅。

2. 传播媒介“把关人”的身份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传播机构，对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常常以揭露丑闻为社会惩恶除奸，从而赢得“社会良心”的赞誉。然而“窃听门”对普通人隐私的窥探这一让人不寒而栗的事实让人不免发出疑问：传媒究竟是从前门把受众需要的信息送到门口供人们挑选使用，还是从后门把受众的信息偷走供别人娱乐和自己赚钱？

“把关人”理论告诉我们媒介对于对冗杂繁琐的讯息要进行筛选，不能想当然自由地有闻必报。虽然在现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把关人”的职责受到了一些冲击，但其环境守望、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的基本功能是不能背弃的。单纯为了吸引读者，连篇累牍的刊发轻率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伤害到公众的权益的报道，从而引发社会的恐慌和秩序的破坏，这样的把关无疑是失败的，有失偏颇的，这样的一个媒介也将是一个病态的畸形媒介。

传播媒介应该严格自律，传播健康内容；同时，也应该发挥其积极作用，向公众普及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舆论。

3.媒体社会责任缺失--舆论引导与经济利益的冲突

在如今竞争相当激烈的传媒市场，很多媒体竞相抢夺“一手资料”和“独家”，进而肆意妄为的报道自己认为合乎情理的新闻，不考虑内容含金量，只想靠噱头博取眼球。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媒体社会责任的极大缺失。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媒体的如此作为？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暴露真相以维护公众利益，而纯粹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窥探欲，借此刺激销售量，从而牟取商业利益，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与公众利益无关。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指出，传媒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即将凝聚在自己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媒介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因此媒体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社会公众的注意力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对新闻媒体来说，谁挖掘到公众的注意力资源，就意味着谁将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较大的利益份额。显然《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恰恰反映出其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藐视甚至舍弃其最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

如此看来，新闻媒体为报道独家消息大费周章，可能是为了满足所谓的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如果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与金钱紧密联系，那么人们就不禁有所怀疑：新闻媒体报道的独家消息究竟是真实客观的消息，还是某些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媒体的利用？当新闻媒体为了获得独家消息而从事金钱交易的时候，人们所看到的新闻究竟是真实的新闻，还是沾染上“铜臭味”的虚假新闻？如果新闻从业者把自身的某些特权当作掩盖虚假新闻的借口，那么公众还能获得真实客观的新闻吗？而传媒此时究竟是信息的提供者，还是变成了观点和意识的提供者？

媒体与政府一样，都必须讲求信用，没有信用，最终会失去公众，失去市场。失去公信力的媒体是没有未来的，终将走上作茧自缚，玩火自焚的不归路。

二、传媒与政府的微妙关系

迄今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和理念中，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媒体一直担当着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英雄。但纵观“窃听门”事件过程我们发现，英国政府和美国新闻集团英国公司彼此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关系模式的界定。

从宏观上来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法律和许可权力等对整个传媒业实施管理，这就决定了传媒业绝对不可能独立于政府来行事，作为“喉舌”，新闻媒介必然是统治阶级维护制度，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这其实才是传媒和政府最基本的关系。

政府有权，传媒有势，传媒通过对新闻的选择和连续报道造势，他们虽然可能很难决定大众“如何思考”，但他们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决定大众“思考什么”。因此为了扩大影响，巩固地位，政界人物拉拢甚至取悦媒体；为获取媒体舆论支持，相关职能部门对媒体的不当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媒体采用窃听、贿赂等非法途径获取内幕，揭露公众人物的秘密。甚至有一种心态认为，公众人物占有公众资源，又有影响力，就要承受这种压力。往往越大的人物、越有影响的人物就越能制造新闻。但这次窃听事件中，小女孩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的隐私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导致如此的轩然大波，引起了公众的恐慌。

西方政府和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体绑架民意、民意胁迫政客、政客勾结媒体”这个难以解脱的怪圈。而“窃听”这一触动大众基本伦理底线的行为，使媒体的公信力被釜底抽薪，政治和传媒就再也难以彼此闻鸡起舞了。

三、媒介素养--亟待解决的问题

1.娱乐至死不应成唯一追求—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应增强职业道德

媒介既是社会的观察者和监督者，又时刻被社会各界观察和监督，有些媒体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的追究，而一味停留在“抓人眼球”的浅层面上。导致大众传播中出现了泛娱乐化的倾向，将隐私无限放大，助长猎奇心理，而忽略了媒体的社会效应，使社会环境受到污染，大众精神受到摧残和伤害。

作为现代传媒，不但应该遵守道德法律，还应该在文化审美上有所追求。因为，媒体不但是信息平台，更是文化载体，不但要传播知识，还应该塑造社会的精神价值。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及其自身要遵从媒介道德规范，坚持职业道德，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