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分析

第8卷第4期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8，No.4 2009年12月Journal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ec.，2009

文章编号：1671－6523（2009）04－0108－05

城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分析

王章华1，2，颜俊1

（1.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200062； 2.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摘要：由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及个人等原因，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存在着就业机会不平等、居住隔离、交往狭窄及社会保障待遇不公平等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应该加强政策支持和合理安排制度，扩展社会网络、增强社区归属感，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自身适应能力，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社会隔离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obile Popul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WANG Zhang－hua1，2，YAN Jun1

（1.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2.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330022，China）

Abstract：Owing to social，cultural and personal reasons，mobile population，mostly immigrant workers，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social problems including unequal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isolated living，a narrow circle of social relations，unfair treatment in social insurance and difficult social integration，etc.There-fore，relevant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and implemented to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of belongingness to communities，help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obile population.

Key words：mobile population；social integration；social isolation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务工经商，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其市民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进城农民“流动不定居，定居不融合”。大部分农民进城的目的就是找一份工作、挣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是流动，但不会定居下来，表现为“钟摆式”季节流动。有些定居下来的进城农民也面临着经济、社会状况与城市居民融合困难等问题，仍面临诸多排斥与歧视，形成了一道无形的社会隔离的壁垒，把进城农民排斥于城市正常生活领域之外［1］。本文首先阐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相关理论，然后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现状、影响因素，并对解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对策措施进行了探索。

收稿日期：2009－11－11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SZ0709）

作者简介：王章华（1972－），男，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人口与社会研究。

第8卷王章华等：城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分析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相关理论综述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相关概念

1.流动人口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的概念有许多表述，对它的外延范围的框定也各有异议：世界银行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某一地域作短暂逗留的人口（如旅游者），其中并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迁移人口和暂住人口。它认为，这种狭义的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公共基础设施（如供水和交通）容量有一定的关系，但对于住宅需求量的影响就不如后两者那么显著了。社会学把从一个社会集团转入另一个社会集团、引起自身社会地位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的个体和群体也划归流动人口的范畴。根据我国国情，流动人口可定义为：离开了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暂住、滞留、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其常住地的人口。

2.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1966年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研究自杀率时提出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许多研究者认为社会融合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性，表征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和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和谐的社会为目标［2］。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指流动人口从开始进入流入地（城市），逐步在流入地沉淀下来，在流入地定居、生活和发展，适应流入地的生活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流入地移民的过程和状态［3］。流动人口在居住、就业等城市生活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程度，称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度，也就是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程度或水平，因此亦可称为同质化水平［4］。

（二）国外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相关理论

早在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研究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如何进入和适应新的环境（例如，芝加哥城）。西方对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按其基本取向，可以梳理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5］。

（1）“同化论”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3个阶段，对流动人口来说就是学习、适应、接受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抛

弃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进而才能实现同化和融合。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著名学者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年版）中把“社会同化”定义为：“社会同化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具有不同种族源流、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即个人与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渐融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这种文化的共性至少应当达到足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程度。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包括1782年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他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特纳19世纪中叶提出的“边疆熔炉论”（即各移民族群伴随着美国西部边疆的发展而被“美国化”）、肯尼迪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三重熔炉论”（即美国存在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座熔炉）以及斯图尔特的“变形炉论”（即认为各民族文化在美国熔炉中被变形为美国文化）等。戈登提出应该从7个方面来测量族群的社会融合程度：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价值和权力冲突（Cordon，1964）［3］。

（2）“多元文化论”认为，流动人口将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其生活的地点，并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已开始发表系列文章批评“熔炉论”。他认为，“个人与族群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1924年，卡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多元论”，他认为，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应保持各族群的文化。霍斯和金通过对美国“韩裔族群”的研究提出了“非零和型同化”的概念，他们将韩裔移民在适应美国的同时还保留自己文化内核的适应形态称为“执着性适应”（Hurh＆Kim，1984）。周敏和林闽钢（2004）通过对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的研究发现，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新移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华人移民仍不愿意放弃聚居的习惯。社会融合的“多元文化论”“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李明欢，2000）。提倡“多元文化论”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证其积极的社会意义：首先，支持者普遍认为，在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反映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其次，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形成宽容、理解“异”文化的社会氛围，有利于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第三，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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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3］。

（三）国内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相关理论

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数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外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过程。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经验发现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田凯（1995）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他认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第二，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第三，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新移民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因此，“融合与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

马西恒（2001）通过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质性研究，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他提出了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可能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他认为“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

风笑天（2004）通过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研究，提出社会融合应该从家庭经济、日常生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生产劳动、社区认同等5个维度来分析。张继焦（2004）则从就业与创业中迁移者的城市适应角度，提出社会融合应当从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济生活、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来分析。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现状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方面流动人口（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状况表现为：第一，流动人口（农民工）在就业机会方面是不平等的，只能做城里人不愿做的事。流动人口的就业范围与城市人口的就业范围是不同的，很多岗位只要城市人需要，就不会考虑流动人口。有些明文规定哪些岗位允许招收流动人口，哪些岗位不招流动人口，但是某些职位空出来以后，城市人却不屑一顾。第二，流动人口的岗位则以第一线的操作工为主。本地人占据的岗位，职务和工作条件都比较好，而最差、最累、收入较低的岗位是留给流动人口的。第三，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和不公平。尽管流动人口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但是在同样的劳动力市场上，他们在劳动和就业权益上却不能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具体表现在工资水平、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劳动环境以及劳动纠纷等方面。流动人口还经常受到没收证件、拖欠克扣工资、人身羞辱、工伤等就业权益的侵害［6］。

2.居住方面城乡结合部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区，这个区域的居住价格相对较低，交通成本也比较低。有的这些地区流动人口的居住量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在这些原来的农民居住区，农民已经搬走了，成为了典型的流动人口聚集处。当地的农民通过收租作为收入，以一种地主的身份存在着。在市中心的旧房和老城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成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尽管这些流动人口与本地人混杂在一起居住，但是他们在生活上、在交往上都是与本地人隔离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非常恶劣，伙食条件很差，吃的是清汤白菜，睡的是几十人一间房的大通铺。

3.社会交往方面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狭窄［7］。流动人口就业与社会支持的大量研究表明，流动人口进城打工不是随意性的，多是由同乡或亲戚引导，获取就业信息，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均表现为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自发集聚［8］。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上海的“安徽村”、“四川村”，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批流动人口集聚的村落都凸显了社会关系网络狭窄的特点。一方面，外来流动人口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狭窄限制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沟通；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的歧视和种种制度限制也构成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使他们难以认可城市社会。流动人口作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对城市普遍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4.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农转非的职业转变，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因此将他们纳入覆盖范围。虽然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但目前农民工基本上享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遇到大灾大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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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时，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9］。工伤事故对农民工的威胁也非常大。他们在城市大多干的是脏、累、差、重、险的活，随时要面临着断指断臂、伤筋伤骨、烧伤烧死、高空摔死摔伤等事故的危险。一旦碰上这些伤亡事故，他们的伤残医疗和理培缺乏保障。

三、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分析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1.制度因素城市外来人口首先受到制度上的社会排斥，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10］。在城市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流动人口面对的是一系列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制度，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户籍制度已经超越其本身单纯的人口登记和统计的功能，成为上述城市制度的“母体”，并成为制度性排斥的基础性制度。户籍所内含的不平等因素使得流动人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难度加大：第一，户口及与之相应的用工制度、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使农民工某些权利缺失，使其很少能享受到城市的各种公共资源和福利，加大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成本。有人曾经统计过，隐藏在户口本背后的农民与城里人的待遇差别竟达47项之多。第二，因为户口的差别，城市人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造成对流动人口的不平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信心和努力。第三，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流动的职业渠道、经济渠道、政治渠道、教育渠道、婚姻渠道等各种方式中，城市农民工的地位变迁都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障碍（李强，2002）。

2.社会关系因素调查表明，进入城镇化地区工作生活的流动人口，其人际交往关系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方面，很多流动人口交往的人群主要是老乡、亲戚等。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渠敬东，2001）。李汉林（2002）分析了农民工群体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具有“强关系”的特点，指出同质群体成员是构成农民工之间强关系纽带的基础。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能使刚进城的农民工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在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朱力，2002）。

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的内向性、乡土性突出，社会生活圈子相对较为封闭，他们不愿主动突破这一封闭状态，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与流入地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很多流动人口中存在“打工心态”、“过客心态”等［8］。在很多流动人口中，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始终还是在农村的家乡。这种“打工心态”和“过客心态”使得大多数流动人口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对流入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始终保持对流入地社会一种“陌生人”的感觉。有研究表明外来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实际上是在逐渐增大（郭星华等，2004）。概括地说，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

3.文化因素外来流动人口还面临与城市居民文化上的排斥，许多外来流动人口受到流入地人口的偏见和歧视［11］。李强（1995）通过对北京地区70多个农民工的访谈后发现，多数农民工觉得“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是最难以忍受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艰苦倒在其次［12］。日常接触中的歧视主要发生在两类场所，即公众场合和居民家庭，前一种场合主要包括公共汽车上和商店里。不论在哪一种场合，城市人的歧视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农民工群体对城市人的反感和对城市的疏远，无形中化解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参与和融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李强，1995）。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可以概括为：语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进城农民工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所受到的歧视，直接伤害了他们的人格和自尊（朱力，2001）。零点调查公司持续3年对京沪汉等地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有18%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歧视，45%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有时会受到歧视或会受到来自某些城里人的歧视。

4.个人因素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不足是影响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重要因素。有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相对较差。学历普遍较低，初中学历的最多，占5

5. 7%，其次是高中、小学，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仅占8.5%。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是来自经济社会落后的农村地区，在他们进入城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后，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1］。

四、解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对策措施

（一）要加强政府政策支持和合理安排制度

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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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

构成了制度性的

“整体排斥”［10］

。应该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索取与贡献均衡”的原则，建立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以法律法规建设为制度保障，规范流动人口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合理设置门槛，使大部分外来流动人口通过合理途径获得市民待遇，从而推动外来常住性流动人口的市民

化进程，

这不仅有利于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也有利于增强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相互认同。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完善教育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权；彻底取消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解决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与流动性相关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区域间转移与接续问题等。

（二）要扩展社会网络、增强社区归属感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单元，也是完善城市功能和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平台。社区人口管理的目标是以社区人口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满足社区人口的需求，为社区人口服务。随着流动人口居住状态从集体工棚转向社区居住，从个人流动向

家庭化、

常住化转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与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在社区层面暴露出来［7］

。因此，一方面，要增强基层社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完善流动人口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要鼓励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活动，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沟通和交流，扩展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提高流动人口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管理和服务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融合。（三）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30年来，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建设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广大农民工的贡献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红利的贡献上，农民工以极低的工资报酬和社会保障、福利的几乎不享用，为企业的发展，进而为整个

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在当今世界上罕见的、

持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农民工正在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象征、社会关注的重点、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因此，除了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方面提供支持外，媒体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农民工的整体作用，强化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同感，消除各种歧视观念，在全社会营造出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良好氛围。

（四）要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自适应能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不仅表现为就业、居住状态的融合，还表现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自我身份认同等多个方面。流动人口只有完

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才能真正完成其身份和角色融合，也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8］

。城市身份的自我认同也是不断内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的过程。因此，

一方面流动人口（农民工）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政治文化素质，强化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力；另一方面，政府要有计划地组织以城

市规章制度、

基本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引导、教育活动，同时鼓励用人单位、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工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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