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

一、现代化（城市化、再社会化）视角

现代化、城市化、城镇化、再社会化概念虽各有侧重，但在关涉流动人口的

社会融合问题上，它们切入的角度的相同点在于强调其身份的转型和心理的适

应变迁。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以农民

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是我们当代社会的“边际人”，他们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处，不但要经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变迁，完成现代化，同

时还处在两种体制的接壤处，跨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完成城

市化他们在这个“断裂”的世界中承受着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双重转型压力，面

临艰巨的再社会化的任务。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现状更加不满，但又更习

惯外出的生活，对未来归属上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

居城市社会之间”，[2]再社会化过程的坎坷可见一斑：身份裂变、角色冲突、心灵漂泊、行为无序、价值真空、精神疲惫。[3]如社会学家勒纳所言，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

准备，都市中的农民工身处发达的媒介市场之外，处于现代社会被遗忘的角落，如此这般难以完成其现代化。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它

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但是，城市化的内涵不仅具有数量过程，还具有质

量过程，进入城市的人口没有被城市的文明所同化和接受了城市文明仍被当作

农村人口看待都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因此只有将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作

为城市化率衡量指标的有效补充，才能更为准确地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4]因此，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融入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应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适应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

停留在经济层面，其精神文化生活亟待改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居民与

流动人口都存在如何改变、调整和完善自己的问题。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

口与市民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是造就“城市和谐市民”，建立“和谐城市”乃至“和谐社会”，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5]对具有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事实和意愿的可称之为“新移民”的人群，个案调查显示，新移民与城市

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为一种理性、兼容和合作的“新二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新移民的城市融合要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三个阶段，其中“敦睦他者”是甚为关键的过渡期，既令人乐观也可能暗藏风险，如何规避社会风险并缓解新移民的双重路径__依赖，仍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课题。[6]

二、社会排斥（社会距离）视角

社会融合与社会剥夺、社会排斥和社会距离几个概念的发展颇有渊源。社会排斥的概念在20 世纪90 年代由社会剥夺的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来。社会剥夺是20 世纪50 年代～60 年代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所钟爱的词汇之一。英国学者汤森、斯科特等人认为，达到社会常规生活水平和参与基本的社会生活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否则就是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社会排斥概念承继了剥夺概念的多元内涵，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因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它是一个由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劣势的动态过程，同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诸方面的长期匮乏。它可以全面描述弱势群体的多重边缘化处境，目前它已成为研究社会公正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核心概念。社会融合的概念与社会排斥相伴而生，但比社会排斥的概念更具有包容性和价值感。“社会排斥”概念往往蕴含着一群被社会排斥的特殊人群，相反，社会融合并不假定一个目标群体，而是一个持续发生并且任何人都介入的过程。[7]因此，社会融合后来逐渐被拓展为西方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的核心概念，颇受学界和政府的欢迎，尤其对欧共体成员国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社会距离可视为研究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中的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和测量工具。在内涵界定上向来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之争，博格达斯使之成为社会学普遍适用的概念，并将它从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测量刻度，通过考察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距离的感觉。社会距离不但反映了人或群体之间的社会差距大小及变化，也对群际关系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运行产生影响，还可以将社会距离作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预警指标，通过对它变化趋势的观察，窥视社会结构内部潜藏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依据。这些概念工具对我们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社会排斥的种类的划分，有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公共服务排斥、社会关系排斥的划分，并认为在我国社会排斥研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对象并非一般的弱势群体，而是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其二，社会排斥不是分散的、个别的，而是对城市中农民工相当程度

上的一种整体性、体制性排斥。[8]总体而言，我国农民工目前在城市主要受到了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的两方面排斥。对于前者，学界达成共识的是，被认为“社会屏障”的户籍制度“母体”和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包括就业制度、社保

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住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子体”共同将城市流动

人口排斥于分享城市资源之外，从而使流入城市的农民难以在完成职业转换的

同时完成身份、角色的转换。虽然人口流动已有近30 的历史，但是这种制度

刚性至今未从根本上得以松动，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中得以稳固地重构，在一

个按照社会身份来分配资源的社会里农民只是从一个边缘社会进入到了另一个

边缘社会，等于进行了水平流动。造成制度性排斥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国民待

遇的全面丧失，他们既缺乏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又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自组

织平台。对于后者，文化维度上的排斥在很多调查和访谈中表现甚为明显。语

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是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的概括。[9]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和城市认同程度很高，而对城市居民的评价不高；对于城市生活中被区别对待和排斥的感觉不强烈，但对于与城里人的差别感觉较强烈；对于城市生活方式适应得比较快，没有多少自卑感，但对城市人际关系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不适应。[10]究其缘由，城市居民具有天然的优等公民意识所表现

出的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和歧视心态对农民工产生自愿隔离的心理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有现有体制造成的城乡之间长期缺乏沟通和社会文化价值差异的影响。通过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测量，研究发现农民工既没有主

动介入城市生活的主观融入意愿，甚至觉得他们与城市生活和居民间日趋隔离，社会距离有增大之趋势。[11]而且，农民工与市民在社会距离变化感受、相互

理解程度、交往感受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的社会

距离缩小了，但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差异性态度可能是

交往期望差异造成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距离的扩大将导致更深的社会裂痕，其

中的突出表现就是治安恶化及犯罪行为。由于缺乏城市居民的包容接纳和交融

互助，流动农民在城市里接触的是一种与他们以前社会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即迪尔凯姆所说的“失范”，

而这种“失范”行为更是加剧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互相之间的反感甚至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