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

兰台世界2012·2月下旬
………………………………………………………………………………………………………………………………………………………
进一步侵略。

北洋集团作出了种种努力，虽然没有根本解决东北问题，但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国家权益的极力维护和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反抗，特别是袁世凯、徐世昌等人的贡献，不能轻易地被一句“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卖国贼”给抹杀掉。

中华民族危机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铁路、矿山权力的丧失。

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觉醒，也表现在对铁路、矿山权力的极大关注方面，并由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国人民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

而实际上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应该是两条线，一条线即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路矿利权活动，另一条线即北洋集团领导的收回路矿利权活动，它们共同构成了清末收回路矿利权运动。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北洋集团在这方面的活动不予重视，这是极不应该的。

其实他们同样为此作出了重大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这表现在：收回直隶各煤矿；赎回京汉铁路；收回津镇铁路修筑权；收回了新奉铁路等等。

总之，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国际法的法律手段，相继收回了上述一系列路矿利权，是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的重大成果，他们的作为，是收回路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此外，北洋集团也是清末禁烟运动的发起者，在其辖区采取的禁烟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北洋集团所控制的省区还曾是禁烟的模范省区。

禁烟运动的良性发展和成效，也得到了外国政府的认可。

由此可见，北洋集团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泥古不化的群体，其思想进步，具有开拓意识，能顺从时代潮流，不仅赢得了声望，也增强了实力。

特别是辛亥革命期间，其不但没有固守王朝之道，而且积极促成清帝退位，完成了“革命”任务。

所以革命党人的“非袁莫属”与社会上的“非袁莫属”最终合流，历史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于
是，袁世凯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也不足为怪了[2]。

但书中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如对北洋集团的群体分析上是否全面，对北洋集团的定性问题是否科学等，还有进一步推敲和探讨的余地。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读了该书，我们必定会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有重新认识，这也可能便是作者的意旨之所在吧。

参考文献
[1]丁健.辛亥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2011（5）；丁健.试论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的心路历程[J ].济南大学学报（社科），2011（5）.[2]丁健.袁世凯获选临时大总统历史原因新论[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2010（3）.★作者简介：丁健，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近年来，对于辽代佛教研究的文章很多，包括辽代佛教的传播发展、佛教文化、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方面，而佛教传入辽代后，不只是对于辽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辽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对于这一方面，目前却还没有人进行具体论述。

本文对于这一点进行了简单的探讨，以辽代为例，来反映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不仅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断地中国化、本地化，同时也对中国的社会习俗，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佛教与辽人姓名、服饰
1.佛号命名。

自从佛教传入契丹族后，佛教对契丹的影响就最明显地表现在契丹人的姓名上。

契丹人以佛号命名的情况屡见不鲜，人们大多以“和尚奴”、“菩萨留”、“佛宝女”、“大师女”、“千佛留”等佛号作为小字。

上至契丹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常以佛号为小字。

如辽圣宗
“讳隆绪，小字文殊奴”，圣宗二弟“名隆庆，番名菩萨奴”，圣宗妻子仁德皇后萧氏
“小字菩萨哥”；辽代著名女诗人也就是道宗宣懿皇后名
“萧观音”等等。

而普通百姓如记载于《全辽文》中的造塔、造像记中，参与建造的邑人们多有以“药师女”、“小神奴”等命名的记载。

2.“佛妆”。

“佛妆”是辽代妇女特有的一种妆容。

契丹妇女“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宋人庄绰的《鸡肋篇》中也提到，北方妇女“冬日以栝蒌涂面，谓之佛妆。

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

宋人彭汝砺曾写诗描写契丹人的“佛妆”：有女夭夭称细娘，珍珠络臂面涂黄。

南人见怪疑是瘴，
墨吏矜夸是佛妆。

二、佛教与辽代社会风俗
1.佛教节日的民俗化。

自佛教传入辽代后，佛教节日也开始为契丹人所接受，并逐渐成为契丹人的重要节日。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佛诞节”。

“佛诞节”在辽代有两种说法，《辽史·礼志》中将二月八日作为悉达太子生辰，即佛诞日；而《契丹国志·岁时杂仪》中记载佛诞日为四月八日。

民间多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

佛诞日当天，政府（京城及诸州）要“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1]878。

各佛寺皆举办“菩萨
会”，共庆佛的生日。

《全辽文》中《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载了佛诞日当天辽人共庆佛生的盛况：
“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

凡水之滨山之下。

不远百里。

仅有万家。

预馈供粮。

号为义食。

是时也。

香车宝马。

藻野缛川。

灵木神草。

赩赫芊绵。

从平地至於绝颠。

杂沓
驾肩。

自天子达於庶人。

归依福田。

”
[2]53
可见佛教的节日在传入辽代后，已经民俗化而成为辽人的重要节日之一。

2.世俗节日的佛教影响。

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佛教节日为辽人所接受而不断民俗化的同时，契丹人的世俗节日也不断受到佛教的影响。

如契丹人的帝后“圣节”。

“圣节”是指契丹皇帝或太后的生日。

辽代皇帝大都立“圣节”，一些皇太后也有。

“圣节”当天，百官上殿向皇帝祝贺，朝廷一般都会发布曲赦令，释放京师或全国所有在押囚犯。

佛教传入辽代后，由于帝王后妃崇佛现象普遍，所以在“圣节”当天，朝廷经常招待僧徒吃斋，而各州军除了向皇帝进贡银、绢等礼物外，也多于本州开设
“祝圣寿”道场，“长官进香，享用御筵，用乐，放生，以示庆祝”[3]434。

朝廷还多下令禁止屠宰、丧葬和决大辟罪数日，并赐度
牒，准许剃度僧侣等。

《全辽文·张士卿墓志铭》中即记载张士卿“每年四月二十九日天祚皇帝天兴节。

虔请内外诸僧尼男女邑众于园内建佛教传入辽代后，便迅速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对辽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涉及辽代政治、经
济、
文化，更是深入到辽人的社会生活当中，辽人的姓名、服饰、社会风俗、日常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的影响。

辽代佛教社会风俗日常生活
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
□
暨南大学历史系张永娜
摘要关键词YISHIWEIJIAN
17
道场一画夜。

具香花美馔。

供养斋设”。

其他一些节日、祭祀活动等也多受到佛教的影响。

如契丹人的“祭山仪”。

“祭山仪”是契丹人的一项重要的祭祀习俗。

契丹人认为“山是他们民族的发源地，是灵魂的归宿之地”[4]102，因此对山十分崇拜。

以往举行“祭山仪”，是先进行拜山，然后顺便拜菩萨。

到兴宗时，则“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辽河神，然后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1]835。

另外，民间每遇重要节日如上元节、中元节以及生辰忌日等时，也经常开设道场，延僧讲经，或设粥济贫，舍药布施等。

可见世俗节日受佛教影响之深入。

3.丧葬习俗的佛教影响。

“古者不封不树，后世易之以棺椁。

踵其事者，墓而且坟。

”[2]580契丹人“在建国之前多实行树葬和火葬，即，在人死后，将尸体放于树上，三年后改收其骨焚之”[4]75。

建国以后，受汉文化的影响，才开始实行土葬。

后佛教在辽代广泛流传，建幢树刹的风气便兴盛起来。

《全辽文》中关于为亡父母建经幢的记载比比皆是。

随着契丹人的汉化，辽人建国后主要实行土葬，然而由于佛教的影响，辽代僧尼以及一部分崇奉佛教的汉人和身份较低的契丹人则是实行火葬。

《全辽文·张士卿墓志铭》中记载，张士卿崇信佛教，其死后“遵令依西天荼毗礼。

毕，得头骨与舌，宛然不灰”。

可见当时辽人的丧葬习俗也极大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除丧俗外，佛教对辽人社会习俗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如生育礼仪。

契丹人将生儿育女视为头等大事，皇后的生育礼仪更是非常隆重，建无量寿道场，逐日行香等等，这些习俗中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

三、佛事活动与辽代民众生活
1.吃斋念佛、焚香诵经。

辽代由于皇帝提倡、崇信佛教，因此许多百姓都信仰佛教。

辽代佛教的兴盛也就主要表现在信佛人数之多，以及信佛之虔诚和信佛现象之普遍上，当时的现象真可谓是“室室有出家之人，处处闻念佛之声”。

《全辽文》的记载中经常可见某家某男或某女出家为僧尼，而未出家而信佛的也在家吃斋念佛。

如《全辽文》中记载官吏董匡信常“自备净食，时为斋设”，
“至于居常公务之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诵经教为所急”[2]392。

再如张景运《为先亡祖翁考妣建经幢记》中提到其亡妣“崇敬三宝，以日系时，恒念诸佛，是为常课”[2]435。

而辽代信佛民众非常多，更有举家信佛的。

如《全辽文》中王泽以及王泽妻子的墓志铭中记载，王泽父亲“素重佛乘，淡于权利”，王泽妻子“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常时惟切於诵□□□”，王泽的三个女儿中，大女儿号“法微”，
“出家，受具戒，讲传经律”，三女儿号“崇辩”，
“亦出家，诵全部莲经，习讲经律”，而王泽也是“杜门不仕，惟与僧侣定为善交。

研达性相之宗，薰练戒慧之体。

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陁罗尼数十本”[2]271。

这样全家基本都信佛的现象在辽代还是比较普遍的，《全辽文》中多有这样的记载。

可见佛教对辽人影响之大，佛教已经渗入到辽人的日常行为中。

2.组邑入社、捐资助佛。

信佛的人都要“修功德”，功德圆满的人，方能到西方的极乐世界。

修功德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修建寺院、建佛塔、立经幢、刻佛经等等。

而要修这种功德，一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

于是地方佛教信徒“结成大规模的团体组织，协助寺庙举办各种佛教活动”[5]272。

辽代的佛事活动，像是修建佛寺、佛塔、供奉长明灯、设堂念佛、刻印佛经等等，大多是由僧侣倡议，民众组邑捐资来完成的。

《全辽文》中很多都是建寺、建塔碑记，而其后通常附有邑人姓名。

如石龟山遵化寺的修建即“发诚云众，越县俗于百里，萃邑社于千人，女或绩以
□蚕□以承筐之□男若商而若贾，奉以在橐之资，工□以献能，农辍耕而舍力”[2]298，修成遵化寺。

当然，除了组邑入社外，一些有财力的信徒，也会自己出资建塔、刻经、造佛像等。

如张士卿即出资建僧殿，
“特于郡北方百步，以金募膏腴幅员三顷，尽植异花百余品，迨四万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绝。

中敞大小二亭，北置道院，佛殿僧舍大备，东有别位。

层楼巨堂。

前后东西廓具焉，以待四方宾客栖息之所”，又“建大院一所，州西碑塔一坐，高数百尺，雕镂金刚梵行佛顶”[2]655。

3.延僧讲经、听经。

辽代佛教兴盛，崇佛人数很多，而且佛寺众多，很多佛寺经常开坛讲经，普度众生。

如洪福寺即“日日讲经”，广济寺也经常“建法堂，延讲座，度远近之苦恼也”。

除了寺院经常设坛讲经外，普通信众也常组织创设经坛，延请高僧讲解经文。

也常有个人办法堂延僧讲经的。

如上文提到的大财主张士卿，另外《全辽文》中还有很多记载，像清河公之女“独办法堂一坐。

兼请到十方高上法师。

于冬夏开花严法花经约三十于席。

及于□山灵峰院内请大众读了经一十藏”[2]763，刘承遂天庆四年“请诸师读大藏经”[2]867。

每当有僧讲经时，人们总是纷纷前往听经，而若遇知名高僧讲经，更是会吸引大批信徒慕名前往听经。

法均大师是道宗时著名的得道高僧，为顺应信徒的心愿，四处开坛讲经，
“所到之处，士女塞涂，皆罢市辍耕，忘馁与渴，递求瞻礼之弗暇，一如利欲之相诱，前后受忏称弟子者，五百万馀，所饭僧尼称于是”[2]508。

可见，辽人信佛之盛。

四、佛教与民众的闲暇生活
1.游玩聚会。

在辽代，随着佛教广泛传播，信佛人数不断增多，许多佛教寺院与世俗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除了为民间举行法事，开设道场，设坛讲经，以及在节日期间僧俗同乐外，佛教寺院本身也成为人们游赏的地方。

由于寺院不仅是修身养性之所，而且大多环境优美，建筑清幽雅静，
“实化俗之福庭，忘情之道苑”，因此吸引了一些游人仕子前往游赏、聚会，欣赏美景，探讨佛理，以修身养性。

如硖石山青莲寺“每年春景。

仕庶赏游。

特减净资。

清徒一设。

于是各抛尘境。

众醵珍财”[2]833。

又如祐唐寺长松之下有块大石，“重万馀钧，或遇敬信者，微触而动，迄今游阅之士，冠盖相望，四序不绝于阡陌也”[2]97。

2.庙会与游艺娱乐。

庙会即以寺院为依托，在特定的日期举行，并经常与寺院中的法事、斋会等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商业性、娱乐性的民俗。

如《全辽文》中记载广济寺“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务集百城之常货”[2]250，因此“近彼人稠”。

除了商业外，还有一些娱乐活动也因此开展，例如庙会中的戏场，祝圣寿时的“百戏”等等。

在辽代燕云地区则流行一种大型歌舞——
—“行像乐舞”。

这种舞蹈是在重大的宗教节日时而举行的一种大型的民间歌舞，参加者是寺院以及附近村庄的普通僧俗民众。

在遇到重大节日时，当地人们即表演“行像乐舞”，僧俗同乐，以示庆祝。

可见，在辽代，随着佛教广泛传播及兴盛，佛教在社会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要，它不仅影响到了人们的姓名、服饰、民间风俗，更是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诵经听经、组邑入社、游玩娱乐、商业买卖等等都与佛教、寺院相关联，佛教已经成为辽代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阎凤梧.全辽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3]朱瑞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韩世明.辽金生活掠影［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9.
[5]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18
兰台世界2012·2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