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废除的影响及反思

科举在中国影响深远，具有维持封建社会统治、选拔人才、促进教育、繁荣文化、保持社会流动等功能，也有内容僵化、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等弊端。

作为封建社会的选官制度，它不适应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然而缺乏理性地直接废除科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乡村教育停滞、城乡差距扩大、选官制度缺失等问题令人们重新审视科举制的作用。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功能。

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西方仿效科举制度而实施的文官制度，可见科举制影响的深远。

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时过百年之后，学术界对此事做历史性的反思，依然缺乏最终的结论，颇具争议。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提出“为科举平反”，部分学者如龚友德则反对平反。

本文试就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的一些事件予以讨论和反思，敬请批评。

一科举制的功用及弊端
科举制度发端于隋朝，兴起于唐朝，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

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举制具有人才遴选功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和察举制。

唐朝以前，选拔官员主要依靠世卿世禄制或察举制，前者的选拔标准是血缘关系，后者则靠德行和才学，但更关键的在于得到权贵的赏识和举荐。

大批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府，形成与门阀势力相抗衡的力量，他们打破了士族的政权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政权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吏治腐败。

这些官员有学识，是当时的国家精英。

这些人才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第二，科举制度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

科举制的实施，把官吏选用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加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由于科举考试的存在，全国想要做官的人都全力适应皇帝制定的标准，从而能够加强思想的统一，例如，明太祖读《孟子》后，大发脾气，把孟子赶出孔庙，后来虽然同意恢复孟子在孔庙中的神位，但仍命令儒臣检删《孟子》。

君主通过删除不利于自身统治的思想、以符合自身利益的内容为答案等手段，选拔符合封建统治的人才，并借此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为封建统治服务，从而做到“天下英雄如吾彀中”。

第三，科举制具有社会教化和文化繁荣功能。

教育、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但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够享受这一权利。

科举制度实施后，儒家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这对于仕子们认识、了解、研究儒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

许多读书人，即使考试落第，还可以在乡村从事私塾教育来谋生，这不仅给读书人提供了生活的收入，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受功名利禄的吸引，读书人也空前增加，不分城乡，皆多读书之人，正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大批的诗人、词人，如“三苏”，也是进士出身，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的教化作用。

对其他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科举制度也有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科举制的公平原则，“其公平竞争机制，使有才学者能够脱颖而出”，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时代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事实是很多的。

当然科举制度也是有弊端的，总结起来有以下方面：
第一，科举制度的僵化行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科举制，在其初设时，隋唐时期注重文词诗赋，对文化的促进提高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唐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块瑰宝；宋朝时，也有较发达的理学、文学和史学，但明清以后，由于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从而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致使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大多数成为范进式的庸才腐儒，流弊无穷，影响到了社会的各阶层。

由于功名的诱惑，大批读书人不能静心学习，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以考试为指挥棒致使太学教育受到科举考试的弊病；宋朝，只重科举取士而忽视学校育才，助长了侥幸奔竞的风气，士子们无心学问，士风学风败坏，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

第二，科举制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科举制以儒学为考试内容，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四书”在观念上成为学问的全部，自然科学技术则被视为无足轻重乃至与传统利益相悖逆的东西。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三项出现在科举制度行星的时期，但火药和指南针都难以找到发明者，可见科技发明的不被重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成后，因“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而遭冷落；李时珍历试不中后，潜心从事医学研究，但他的《本草纲目》写成后无人问津，甚至在他去世后朝廷仍然不许刊行，“从皇帝到文人学士，对自然科学技术不仅不懂，而且不屑一顾，盲目排斥”。

总之，科举制度既有其存在的优势，又有种种弊端。

当人类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的科举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其考试内容始终停留在儒家学说上，因而与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脱节，既无法教育出先进的科技人才，反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鄙视科学，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承袭千年的古老制度，它自身也体现出了一些最初没有被人们发现的弊端，比如科甲朋党的形成与发展，所谓座主、们省、同年等新的称谓的出现，一个读书人，不以教授他知识的老师为恩门，却以录取他的主考官为恩门，不看重同窗苦读的同学关系，却看重同科及第的同年关系，这显然是重利轻义的表现。

唐朝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也体现了科举制度下的党争问题。

二废除科举制后的社会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被废除。

这给清末和民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教育的停滞。

最初，人们预测，“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

不过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教育投资是比较低的，而新式学堂教育的投资则比较大，办学经费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的教育体制的不信任，家长们也不再热衷于将学生送进学堂，他们甚至担心“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业，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

这样，在农村，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

第二，科举制扩大了城乡差距。

在科举制度下，士人趋于乡村—城市—乡村间的流动模式，遍布乡村的士人从乡村流入城市，最后又从城市回到他们心理与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这种流动模式维持着城乡文化一体同步发展。

科举废除后，传统士绅区城市就读，调走了文化资源，乡村文化开始衰落，他们区城市就业，则抽走了乡村的资金，乡村经济开始贫穷。

从教学内容看，各类学堂中学的是法政、医学、工业、和外语等专业，学农业的很少。

新式学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培养的是适应城市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城市谋生，“科举制虽以一纸诏书废除，但是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农村建立，而在农村无法就业。

这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就业，也带走了乡村的文化和经济资源”。

第三，考试与选官的脱离。

科举制担负着为政府选拔人才作为官员的任务，科举制度在
中国建立起了一个从政治录用到政治角色养成的行政录用机制，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下沟通、沪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度废止后，在选官制度上出现了缺失。

民国时期，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南京政府设立考试院，但它已无法像中国古代一样组织全国规模的大型选官考试了。

三反思
鉴于科举废除后的种种后果，清末民初即有人主张为科举平反：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公开说“复科举便！”；杜亚泉说：“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孙中山则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胡适认为“（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

2005年，刘海峰在《书屋》杂志上撰文《为科举制平反》，主张为科举制平反，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遇到了诸多的反对声。

如龚友德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上作《质疑“为科举制平反论”》，反对“平反”。

本文在此提出几个问题抛砖引玉：
第一，关于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教育停滞问题。

乡村识字率的下降被用来论证科举制的废除是历史冤案，在我看来还缺乏足够的理由。

科举制垂千年而立，因而其一旦废除，导致农村教育出现缺失，这是可以理解的。

以妇女裹脚为例，当人们提出要解掉妇女的裹脚布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了抵制解脚令的情况，甚至个别妇女宁愿自杀也不愿放脚。

乡村教育问题也是这样，学堂在农村的兴办面临困难，因而导致农村识字率下降，这个问题不是教学内容所造成的，而是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造成的。

第二，关于科举废除后的城乡差距问题。

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的城乡差距小，与其说是差距小，毋宁说是城市发达程度较低：尽管在宋朝以后中国的城市就有较大的发展，毕竟缺乏现代的工业、金融业、商业等现代要素的支撑。

近代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是中国的城市在欧风美雨下走向同化，而农村则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下无法良好发展的结果。

其解决之道，在于促进农村的发展，而不是归因于科举制。

第三，科举制巩固封建皇权，为专制社会的苟延残喘补充活力。

这种理由也不成立，论者据此反对为科举制平反，缺乏理性思维。

这一论调建立的前提在于科举制仅仅能够为封建皇权服务，但事实上，英美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的科举选官建立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科举制仅仅作为封建专制的附属品。

第四，科举制是否扭曲人性?这是关于科举制是否能真正起到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作用的反思。

刘海峰教授等学者认为科举制选拔了大量的人才，而反对者如龚友德教授则认为“科举制确实选拔了一些优秀的官员，但另一方面为此而被它淘汰、扼杀、扭曲的各类人才何止千万倍”，且许多人才也不是科举培养出来的。

尤其科举目的是选拔官员，而考试内容是测试记忆理解，因而考试内容与职业是脱离的。

教育只能为选官服务，使人才发展畸形化。

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提高身阶、实现自身发展的路径，同时，由于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意义过于重大，以至于人性的被扭曲。

在高考恢复的最初几年，也出现过因为高考失败而轻生的现象。

而今，高考不再是人们成才的唯一途径时，就没有为高考而轻生的现象了。

可见，我们可以批判科举制度成为进身唯一途径、成为人们的唯一希望时，大大地扭曲了人
性，但因此而不要科举、直接否定科举，未免过于简单化。

同时，我们仅仅将孔乙己视作科举制度下的一个可怜虫，未免看问题太简单化了吧？如果我们要让知识分子从事耕作炼铁等重体力劳动，他们真的比孔乙己更胜任吗？
科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垂垂千年，它是适应自然经济条件的一种教育考试方式，在近代社会，由于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文化危机，在缺乏理性的深刻认识的条件下被匆忙废除，终于出现了诸多不曾预料的消极后果。

然而科举制的废除自有它不适应新形势的弊端，现在，我们以加强对科举制的研究和再认识，以便科举制的公平精神得到新时代的发挥，以便考试起到促进学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