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呐喊_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意识形态性特征简论

第2卷第5期零陵学院学报（教育科学） Vol. 2 No.5 2004年10月 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Oct. 2004

女性的呐喊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意识形态性特征简论　

罗颂华　

（武汉工业学院　人文系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５）　

摘 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本世纪６０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正由于这种特殊的产生背景，以及其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自身的理论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系列攻击父权中心的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特征的文学批评。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意识形态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６９７（２００４）０５－００７９－０３　

在人类文学的史册中，名家名著的席位几乎均为男性所占据，女性永远处于边缘地带。西方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为女性文学带来了一线曙光，女性作家、女性批评性文本、指导女性写作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也应运而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终目标是以女性话语方式颠覆男权中心及其对女性所施予的重重压迫。由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属于西方妇女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权力的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女权主义运动针对社会上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男女不同工同酬、女子不享有选举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展开，声势浩大，发展迅猛，从而提出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一项项具体的政治革新。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政治运动，女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改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也随之提高，女性自我意识也被逐步唤醒。女性运动使女性认识到自身不仅在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上受到男权中心的统治，在文化、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也同样地被扼制。由此，女性主义渐渐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文化层面，因为，女性面对的压迫源自于整个父权制社会，而父权制社会是包括各个方面在内的体系，恰如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阿德里安娜・里奇（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Ｒｉｃｈ）在其文《生来是女人》中所述：“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

l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７－１９　

l 作者简介：罗颂华（１９７６－），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l 基金项目：本课题系湖北省教育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项目“近百年中国重大社会历史变革与女性话语的变

迁”阶段性成果。　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１］（ｐ４２-４７）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看来，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是难于摆脱政治性的，与此相应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纯洁性更是值得怀疑。文学文本是社会意识的缩影，透过文本可以看到女性所受到的来自男性阶级的压迫，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便是试图通过对女性文本的深层剖析来争取女性的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等本应属于女性却被男性所剥夺的权力，因而它更多地将眼光投注于女性小说（并非描写女性的小说，而是具有女性意识的小说），而这些小说是在男权中心话语笼罩之下，在与这种巨形压力抗争之下，运用女性视角，调动女性经验、女性感受，使用女性话语创作出来的。由于深陷男性语言的囚牢，这种创作过程本身便是一个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激烈的斗争过程。女性小说的作者们不仅与男权话语作斗争，同时也在与自己的意识抗争。因为尽管是女性作家，可从小接受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教育中无不存在男权中心文化机制的投射，也就是说，女性作家浸淫于男权教育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之下，进行体现女性意识的文学创作，这种斗争的卓绝性是可想而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予这种斗争以支持，它认为这是实现妇女解放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创作，妇女走出了狭小的生活空间，将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看到了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看到了其自身权力的被扼杀。可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光是停留在对女性中女性话语的独特性、女性经验的特殊性、女性文本结构的个别性等形式与文本层面的分析上，它更多的是将文本与女性社会现实相联，以文本作为反抗男女不平等这一丑恶社会现实的手段。伍尔芙在１９２９年谈及英国妇女作家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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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转变时说：　

英国妇女，从一种动摇不定，含糊暧昧的难以捉摸的影响，转化为一名选举，一个挣工资者，一位负责的公民，这种变化使她在她的生活和艺术中都转向非个人化。她和外界的各种关系，现在不仅是感情的，而且是理智上的、政治上的。那个宣判她必须通过她的丈夫和兄弟的眼光或利益来斜着眼睛间接地看事物陈旧的社会体制，已经让位于个人的直接的、实际的利害关系，此人必须为她自己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去影响他人的行动。因此她的注意力，就从过去局限于住宅的、个人的中心，转向非个人的方向，而她的小说，自然就具有更多的社会批评和更少的个人生活分析性质。［２］（Ｐ３０６）　

可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不同于其他新批评流派或产生于文本，或产生于人本，它的产生源于一种对抗。它力图纠正既成的摆布女性的男权社会准则，力图打破长久以来为男性所把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希腊语“逻各斯”，意即“语言”、“定义”，　其别称是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它们都是关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传统社会中“逻各斯”的决定权由男性掌握，而女性则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同时由于“逻各斯”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使得男性原本在男权社会中的经济权利蔓延到政治、社会、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无不弥漫着男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权运动为先声，以一种斗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学批评领域，其锋芒直接指向长久以来统治于女性的男权话语中心，其最终目标是重写女性文学史，还女性文学形象以真实，建构一种全新的女性话语方式，从而颠覆霸占人类文化多年的男权文化中心，夺回女性自身的话语权力。诞生于如此激进的女权运动，制定了如此激烈的奋斗目标，女性主义批评又怎能脱下意识形态的外衣？何况它所反抗的对象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反抗男权中心所制定的价值体系，渴望建立体现女性意识的价值体系。这种反抗、这种渴望也都活动于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它并非单纯地指向文本或人本，而是指向一种体制。正因为指向了权力分配不公平的体制，它责无旁贷地带上了意识形态性特征。　

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社会现状，因此很容易与马克思主义产生联系，而且女性主义所探讨的问题往往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阶级压迫是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视的问题，女性在这个男权中心社会中恰恰受到来自男性整体的压迫，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参加工作获得同等报酬等权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很自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受压迫的地位，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高度所作的论断，为她们确定妇女工作和生育在劳动和生产中的地位找到了有力的依据。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佳・查・斯皮瓦克曾在论文《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中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我们应该提出至少两个问题：妇女为丈夫和家庭所做的无偿工作具有什么使用价值？妇女自愿要求嵌入工资结构是坏事还是好事？我们应该怎样驳斥被男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即认为工资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唯一标志？（我认为这反抗并不体现在呼喊：“家务事是美丽的”之类口号上。）否认妇女进入资本主义经济的隐义是什么？激进的女性主义在此可以从列宁关于从资本积累到资本主义的学说中学到严谨的一课。［１］（Ｐ４０４）

　诚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的是不完全一致的。譬如说，女性主义者们用“性别”一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这一重要术语，激进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Ｓｈｕｌａｍｉｔｈ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她在１９７０　年出版的《性辩证法》（Ｔｈｅ　Ｄｉｅｔｅｔｉｃ　ｏｆ　Ｓｅｘ）中便提出：性别即阶级。她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阶级对立与性别分工的论述加以发挥，认为妇女由于从事人类再生产的共同特征而形成了一个阶级。她在家庭中的生殖功能使她受女性身体的支配，担负起养育后代的责任。费尔斯通把社会运动分为三个层面：性、阶级和文化，而性另差异则是最根本的。父权制是社会文化结构，它以妇女的生物功能为基础把妇女定义为“异类”（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正是这种由性别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使妇女被困于家庭，而男人则走向世界征服自然。但毕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和意识之关系的认识，如托里尔・莫瓦，莉连・鲁宾逊，罗莎莲德・考尔德、玛丽・雅各布森等人便赞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差异与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和异化、话语与主体性的理论。她们认为福柯、拉康等人的理论忽视了经济的生产模式，而这是决定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阶级关系和阶级权力是十分重要的。不同的阶级使用不同的话语，该种话语的社会地位制约了使用主体的社会权力。　

意识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果，阶级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对立和意识的抗争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思想方式代表了对抗的阶级利益，这最终又由劳动和资本间的利益对抗所决定。女性主义者们试图挪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观点于两性关系，将男权思想看作社会中两性的真正权力关系的表现。譬如坚信男女平等，性别分工与性别生理差异事实上掩盖了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实际上，男性对资本的高度占有造成了男性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男性对话语的统治地位又带来了男权思想的绝对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女性话语处于边缘地带，女性思想被淹没，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男权社会中则被毫不留情地抹煞了。　

马克思主义在女性主义批评处呈一种复杂化、多样化的吸收状况，但无论吸收何种观念，或如何吸收，毕竟它已成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之一，而它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理论，对它的消化、吸收、运用也使女性主义批评染上了意识形态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没有一点是不与女性所处的社会现实，女性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低下地位相联系的，没有一处是不力图于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因而，它所关注的不是文本形式或内容，而是其背后所潜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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