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主题(上)

当代艺术的主题（上）
作者：简·罗伯森克雷格·麦克丹尼尔
来源：《艺术与设计》2015年第08期
近年来，当我们穿梭于各大当代艺术展之中并观赏展品时，遇到了很多不同寻常、充满挑战性的艺术作品。

这里试举几例：
《不合时宜：舞台一》的作者是蔡国强（图1）。

这个装置作品将九辆一模一样的白色轿车悬挂于半空，同时发出彩光的长长的玻璃管从车窗中向四面八方迸射出来，这样营造出汽车爆炸时车身在空中翻滚时的各个阶段的视觉效果（2008年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的大型个人回顾展）。

《第八天》，一件由爱德瓦尔多·卡茨创作的“转基因”作品，它将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在黑暗中发光的活体老鼠、植物、鱼以及一个生化机器人一起安置在由直径为四英尺的树脂玻璃圆顶罩住的环境中（坦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艺术研究学院）。

李天元根据卫星图像绘制的巨幅三联画以渐进的特写展示了艺术家和其幼子在中国长城上的肖像（参展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以艺术和科学的碰撞为主题的国际艺术展）。

一个罹患唐氏综合征的女人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展厅里，凝视着一些简单陈列在她面前的象征性物品：这件由纽约错误画廊筹划的作品，将意大利艺术家吉诺·德·多米尼克1972年展出的饱受争议之作《永生的第二个办法：宇宙是静止的》进行了改造（2006年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会上行为艺术作品的沉寂无声与其他展厅大量诉诸感官效果的作品的喧嚣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当代艺术世界丰富多样、神秘莫测。

尽管油画、摄影、雕塑、素描、手工艺术等仍吸引着大批艺术实践者，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却已不再统领艺术领域。

如今电影、视频、音频、装置、表演、文本、电脑等成为普通的艺术媒介，艺术家常常在几种媒介中游刃有余地进行穿梭。

他们将不同媒介自由地融合在一起，或将画画得像经过像素化处理的电脑图像，或者用巧克力糖浆这样的非常规材料来作画。

当代艺术在不断变化。

日常文化不但为艺术家带来灵感，也催生了颇具竞争潜力的视觉刺激。

对于那些打算理解当代艺术并积极参与讨论当下艺术现象的人来说，这种变动之多样、转化之迅猛固然引人入胜、值得玩味，然而也是颇为令人生畏的话题。

随着当代艺术动态特性而来的重要问题就是艺术的内容。

回顾现代艺术史，“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是否真的统领着现代主义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思想仍有待商榷。

但是可以肯定，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著名的美国艺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其他有影响的先锋艺术家，在创造和阐释艺术品时提倡形式主义，即强调形式重于内容。

一直以来，投身于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主要关注考察特定艺术媒介和技术的内在属性，以及美学理论的通用语言（例如色彩和构图的作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当涉及卡通、消费产品及共享文化的其他元素的波普艺术出现时，形式主义的局限性越发明显，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更广泛的理论浮出水面。

1980年至今——艺术家们全力以赴地创造有意义的内容。

1980年以来较活跃的艺术家们受到形形色色的目标和理念的驱动和鼓励，这些目标和理念已超越了表达个人情感和想象的愿望或展示对艺术媒介和技巧之纯熟运用的欲求。

政治事件、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科学、技术、大众传媒、流行文化、文学、建筑环境、资金流通、思潮涌动以及其他各种力量和进步推动着艺术家的同时，还为其艺术作品提供了创作内容。

世界史和艺术史概述：1980至2008
从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政治、医学、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来看，过去三十年是充满变故和大事件的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传真机和影碟机得到广泛应用，最早的笔记本电脑和无绳电话也相继问世。

同样是在80年代的美国，女性第一次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第一次进行太空旅行，第一次成为美国主要政党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

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预示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土崩瓦解。

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有关全球变暖带来的威胁以及动植物基因工程的众多纷争此起彼伏；1997年，一只绵羊被成功克隆。

同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场残酷的战争将南斯拉夫分裂成几个独立共和国，种族屠杀摧毁了非洲国家卢旺达。

在苏联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新成立州的境内爆发了民族冲突。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式结束。

到90年代中期，因特网将数百万的用户连接起来。

1995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联邦政府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毁。

2000年以来，暴力事件一直在变本加厉。

2001年9月，恐怖分子摧毁了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并袭击了华盛顿五角大楼。

同
年秋季，由美国领导的人侵阿富汗计划正式开始。

2003年，美国又出兵伊拉克并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数年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仍未停歇。

包括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中东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定居点以及俄罗斯边境的车臣等地区。

食物短缺和饥荒、像禽流感这样的新型传染病、飚升的油价、与日俱增的气候变化的证据等等问题，让我们对全世界人类，尤其是极度贫困国家人民的黯淡未来无法乐观。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些新崛起的经济龙头正对全球经济施加影响。

技术变革也持续产生社会效应，这些变革包括医学和科技新发现、手机短信和博客之类的即时通讯的新形式，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增长的能力和影响。

与此同时，艺术界自身也经历了重大变化。

由于艺术活动已趋于更加分散，主要艺术中心的优势地位有所丧失。

变动的艺术景观促使世界不同地区间进行富有意义的思想交流和融合。

在当代艺术界版图上，纽约仍保持了其艺术重镇的地位，而其他艺术中心城市——伦敦、洛杉肌、东京、北京、上海、迪拜、孟买、伊斯坦布尔、柏林、圣保罗和约翰内斯堡则加大了支持和展示新艺术的力度，以至于任何期望对这些地方的当前艺术活动了如指掌的人研究起来都会备感压力。

1980年以后，艺术界的能量随着艺术家、交易商、收藏家、出版物和展览空间的显著增长而大举爆发。

新机构的建成，以及给现有机构配备新设备或经过改造的设备，增加了展出场地的数量、体积，并提升了其品质，便于更多的、包括想从艺术中寻求消遣娱乐的游客在内的公众能够欣赏到最新的视觉艺术作品。

这些改造工程中有几个特别有名，不仅仅因为它们展出艺术品的方式引人人胜，还因其建筑结构本身就称得上是艺术佳作。

在名气上位居榜首的便是新建于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分馆，由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以及伦敦泰晤士河沿岸的泰特现代美术馆（2000）由一座大型发电站改造而成的杰作。

其他新兴艺展场馆还有马萨诸塞当代艺术馆（1999）和位于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内的维克斯纳艺术中心，前者改建自北亚当斯市一座19世纪的工厂大楼，能提供10万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后者则出自建筑师彼得·艾森曼之手，其构架经过更为精细的测算，但设计风格醒目大胆。

在很大程度上，当代艺术家的起起落落发生在展示新艺术的商业画廊这个领域内。

艺术家声誉的建立依靠著名艺廊交易商和艺评人、策展人和收藏家的认可，后几种人通常密切监督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画展作品的品质并对其作出审慎的评判。

在1980年至今的这段时期内，艺术活动较集中的区域经历了频繁变动例如纽约苏荷区艺廊数量的减少以及90年代中期大量艺廊出现在伦敦切尔西区，这里历史上曾是肉制品包装业的集中区域，无数艺廊的开业和倒闭也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种种波动。

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新表现主义的崛起和美国股市的繁荣密切相关，而此后十年中的经济衰退一定程度上又导致艺术项目开支紧缩，小型艺术品受到更多关注。

20世纪的前10年中，艺术市场的再次复兴使宏大的艺术项目重又大行其道。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非无先例可循。

主要的社会推动力，包括政治、人口分布和经济力量一直都在影响着艺术史。

此外，公共艺术方案激发了公众赞成或反对舆论的典型例子包括，林璎的坐落于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越战纪念碑》（Veterans Memorial，1981—1984）；理查德·塞拉的倾斜的弧（Tilted Arc，1981）（图2），被安置在曼哈顿一座政府办公大楼附近的公共广场上；马克·奎因的纪念碑式的石雕作品《怀孕的艾莉森·拉帕》（Alison Lapper Pregnant，2005）（图3），这件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第四基座上展出的大理石雕像刻画了英国身怀六甲的残障艺术家拉帕，艺术家拉帕出生时就没有上肢，双腿短小，赤裸的、大腹便便的身体。

《越战纪念碑》最终获得其最初的反对者的接受。

而对于《倾斜的弧》来说一种更保守的观点占了上风：漫长的法律纠纷之后，塞拉的这件作品于1989年被拆除。

查因的雕塑一直以暂时性为目的（第四基座用于陈列当代雕塑艺术的最新系列作品），只在第四基座展出了18个月。

在美国，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创作的艺术以及被认为缺乏爱国心或亵渎神灵的艺术家们成为公众抗议的众矢之的，对所谓的文化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化战争是爆发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围绕着公共资助和言论自由等问题展开的论战。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在90年代初的摄影作品巡回展中展出了一些反映同性恋活动的照片，随之而来的便是广受瞩目的各种争议；在安德里斯·塞拉诺摄影展的一幅题为《尿溺中的耶稣》（Piss Christ， 1987）的照片中，塑料耶稣受难像被浸泡在尿液里，一些宗教发言人认为这是亵渎神明；199年女性主义艺术家朱迪·芝加哥提出将自己和别人协作创作的大型作品《节日晚宴》（The Dinner Party，1979）捐赠给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然而这个计划遭到了一些保守国会议员的阻挠，因为他们把
作品的意象阐释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并称《节日晚宴》为淫秽作品。

1999年，一场展示英国青年艺术家作品的名为“感官”的艺展在布鲁克林博物馆开幕，引发了舆论轰动和媒体的狂热报道，大部分目光都集中在克里斯·奥菲利的画《圣母玛丽亚》上，这幅画中的圣母皮肤黝黑，身上装饰着涂有树脂的大象粪块。

另外迫于来自国会的压力，1995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取消了对艺术家个人的资助基金。

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一些当代艺术家开始参与到对体制的批判中去。

这类批判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艺术体制，即艺术家试图揭示博物馆、商业艺廊及其他组织如何控制着艺术生产、展示和销售的方式，二是更广泛的社会体制：例如女性主义者批判社会结构和社会等级约束了女性的潜能。

具有政治动机的艺术项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前五年尤为盛行。

行为主义艺术关注艺术家通过新闻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过的社会现实。

艾滋病艺术就是个重要的例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命名以来，艾滋病开始了其毁灭性的递增。

80年代的艾滋病治疗还没得到发展和改进，因此确诊患有艾滋病无异于宣判了死刑。

作家史蒂芬·科赫回忆道：“生命的丧钟时刻在耳边鸣响。

”那时，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联系起来掀起一阵对同性恋的恐惧和仇视的风潮。

为了回应这场艾滋病危机及其在艺术界内部造成的巨大损失，包括戴维·沃基纳罗维兹、凯斯·哈林在内的无数艺术家和名为“复仇女神”的艺术团体将他们的艺术创作服务于艾滋病激进主义运动。

为当代艺术提供了严肃政治内容的其他论争焦点还包括女性主义政治、种族问题、无家可归问题、公司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

近十年来，艺术领域的政治激进运动有所停滞。

尽管当年文化战争的参与者和一些青年艺术家仍然会偶尔招致争议，更多的艺术家则希望吸引公众的关注，而不是去挑战社会、政治体制和惯例。

那邱体积宏大壮观、设计独具匠心、生产技术复杂的作品体现出创作大规模艺术品的趋势，这类作品的完成需要助理团队、专家顾问以及庞大的预算。

例如，卡茨的作品《第八天》和蔡国强的《不合时宜：舞台一》就是在顾问和助理的协助下完成的。

当代艺术史并不完全是讲述充满崭新观念的青年艺术家如何崭露头角的历史。

1980年后当许多曾经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开始涌现出来时，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的存在和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

比如，约瑟夫·博伊斯于1986年去世，安迪·沃霍尔逝于1987年，而后路易斯·内维尔森、罗伊·利希滕斯坦、艾格尼斯·马丁分别于1988年、1997年、2004年相继去世，艾伦·卡普洛和白南准逝于2006年，罗伯特·劳森伯格2008年去世。

这些艺术家大都在去世前仍有重要作品陆续问世，因此，尽管我们通常将波普艺术和20世纪60年代联系起来，然而这样的艺术运动随着沃霍尔和利希滕斯坦的不辍创作而不断演变发展。

2008年至2009年间，路易斯·布尔乔亚完成了其作品回顾展的世界巡回之旅，这位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已近百岁高龄，仍然十分活跃。

我们并未像传统的概述那样对1980年以来的艺术史依照时间顺序作全面梳理。

过去30年的艺术史丰富异常，汇聚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动机、影响力、观念和方法。

试图根据各种运动或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或依照时间序把新近的艺术规划为一个结构凑紧的体系可能为时过早，
而且实际上这样做并不能如实反映当代艺术。

如果说1980年之前的艺术界由于年代久远而使我们能够对某些动态和潮流（事实上是多重交叉和互动的潮流）有所把握和理解，那么新近的艺术实践在性质上则更多元化和难以归类。

许多我们讨论的艺术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中途，仍在试图阐释和定义自己的艺术实践。

不少当前的艺术潮流刚刚起步或正在发展中，我还无法看清楚发展轮廊成预测出艽未来的走向和意义。

对一场运动如何影响并进而步入下一艺术运动阶段的旧式线性叙述已不再适用。

（一直以来，线性叙述模式是否真的具有历史精确性还值得商榷。

）正如哈伊姆·施泰纳巴赫所言：“我把这段时期看做是一片群岛，不同的岛屿上有各种事情发生。

这些事情虽不总是朝同一方向发展，却是同时发生的。

（这句话是艺术家在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时说的，但也适用于整个当代艺术时期）”。

（编辑：钱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