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治痰病研讨论文

医家治痰病研讨论文

【摘要】中医认为痰可以停留在机体内外各个部位，有“五脏六腑俱有”“内外上下皆到”之说，生成各式各样的疑难奇异病症，因此又提出痰为诸病之源，有“百病多由痰作祟”“怪病多痰”之说，而历代医家对痰的学术观众说纷纭，在治痰上也各有心得。文章认为诸家之论，各有其发挥，通过对诸家痰病观作一总括分析，综合观之始全。

【关键词】痰病论治

从公元前5世纪，在《诗经·鄘风》中就有“陟彼阿丘、言采其虻”之言，“虻”就是医家常用的化痰药贝母，可见当时古人就认识到了治疗“痰”的药物。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至今治痰仍常用的药物如：半夏、服零（茯苓）、白付（白附子）、牡蛎、杏仁、皂荚等十多种，并用虻（贝母）和漏芦等配伍治疗痰淤之病症的记载。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中，已经有常山主“胸中痰结吐逆”，及巴豆破“留饮痰癖”的治法［1］。由于历史和文字的原因，《内经》中没有“痰”字，将痰归属为饮湿之类，其描述为“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相当于后世所说得痰气互结而成肿瘤之说［2］。

在之后的朝代，有了痰病的详细论述，同时不同时代的医家，又分别提出各自的痰病观。

1张仲景之痰病观:当以温药和之

痰饮一名,实始于《金匮要略》。仲景论痰饮基本上继承了《内经》的思想,从脾不“散精”、肺不能“通调水道”、膀胱(肾)不能化气行水,故而“水精”不布、“五经”不行，停积而为痰饮主论,进一步阐述了其病因病机。如《痰饮咳嗽病》篇中说：“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仲景于痰饮形成之机理独发中焦之论，足见其在痰饮的形成中尤其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又如《水气病》篇指出：“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既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总之，仲景认为，痰饮是肺脾肾气化失司，或三焦水道失于通调，影响水液的正常敷布与排泄，以致水饮停积而形成的。而且三脏之中脾胃运化失

司首当其要。

在治疗上提出了“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大法。认为痰饮为阴邪，有形而易伤阳气，遇寒则凝，得阳始运始散，但用药当平和，补阳要防其过于燥化而致胃热上冲其面，故投药当用“温”而不用“热”。痰饮为患，不能速生，亦难以速去，病势缠绵，病程较长，治疗除非急证一般不急不徐，“和之”以取效。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具体运用中根据饮邪之盛衰、标本之缓急，急则治其标,随饮之所处因其势而利导之；缓则治其本，因脾肾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法;标本俱急则同治，或温或和或和而用温，温则振奋阳气，通调水道，化气行水，而重在脾肾以治本，和则“去菀陈挫，开鬼门,洁净府”，随证用药，权宜之计以治标，冀其阳气得复，水饮得躅,阴阳调和，气体水行。《金匮要略》对于痰饮论述甚详，其理、法、方、药之完善，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痰饮病的辨证治疗。

2巢元方之痰病学说

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对中医痰病的学术发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其体现在4个方面：①以张仲景痰饮为基础，进一步将痰与饮分别加以论述，并首创痰病学说；②本书是中医学关于痰病最早的证候分类和病因病机专论；③揭示了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列举了各种因痰而病的临床表现；④指出了因病生痰、因痰致病是痰病错综复杂的主要病因病机特点。他对中医痰病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其所创立的痰病学说，为后世医家研究痰病病因病机，以及临床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医痰病学术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虽然本书没有具体的治疗痰病的方法，但是对后世医家针对痰病的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

3严用和等医家对痰的辨治

宋元时代，因病生痰和因痰致病的问题，已引起了医家们的普遍关注。不仅在临床治疗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

宋代严用和说：“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若）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膈，结而能痰，其为病也……”他特别提出治痰“顺气为先”的治疗大法，是十分可贵的，又言“温利之差，可以无害，汗下之错，为病不浅矣。”则这又与《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相一致。

张子和不仅将痰分为：风痰、热痰、湿痰、沫痰（即食痰），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痰迷心窍”之说，为运用中医痰病学说的理论治疗精神神经性疾病，作了有益的启示。

宋代杨仁斋所著的《直指方》论痰之处颇多，而且从形态上将痰和饮作了区别——“稠浊为痰，清稀为饮”这对后来区别和治疗痰、饮之证，无疑是很有裨益的［1］。

元代王珪，他在《诸病源候论》等古典医籍的影响下，对诸痰诸饮之证，体察甚细微，特别是于痰火诸症，研究尤为精辟，他创制的“礞石滚痰丸”，治疗热痰、老痰胶固而引起的各种病症，至今仍在有效地运用于临床。

4朱丹溪之痰病观:百病多兼痰

他取百家之长，承前贤之说，首先立论“百病多有兼痰”，对痰的论述逐渐突破了《金匮要略》中所说的痰饮范围，开始蕴育着广义“痰”的概念,指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所不到。”认为“痰来去无定,聚散无常，五脏六腑莫不为患，或贮于肺，或贮于胃，或凝滞于心膈，或聚于肠间，或客于经络四肢等等”，根据此理论，丹溪临证诊病多从痰沦治。

在治疗上，朱丹溪独辟门径，倡“顺气为先,治脾为本”。丹溪提出治痰“顺气为先，分导次之”的创见,所谓“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在其所制祛痰诸方中，多配伍辛温行气之品。并且根据脾为生痰之源，“盖脾为后天之本，脾运不健，则津液不化，聚而成痰”，提出“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主张以二陈汤为准绳，灵活运用，而治一身之痰证。从而看出他这种非见痰而治痰，辨证治根源，以治气为先的治疗原则。更突出的是，朱丹溪对于“痰淤”关系较前人更为注重，首先提出了“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淤血，遂成窠囊”的论点,并提出“痰淤并存，痰淤同治”的理论，也就是治痰要活血，血活则痰化，因为气血流畅则津液并行，无痰以生，气滞则血淤痰结，气虚则血涩少而痰凝，血淤气滞则络阻，津液不能行，血少脉道不通，迂缓流塞，津液不能布化畅通,从而淤积。所以说“善治痰者，必先治气,同时也要治血”，从而开创了痰淤致病之说。此外还提出湿热生痰之说，“痰火生异证“等［2］。

5张景岳之痰病观：治痰不必治痰，而治生痰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