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功与过。

朱元璋的功与过(2009-02-24 20:29:07)
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闲来读史
近来明史又大热，借东风也发一篇。


现在许多人对朱元璋这位皇帝评价不高，主要原因倒不是他花费巨大为自己家造这个那个，而是认为他当了皇帝，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他强化了中国的封闭、保守、专制，而这时欧洲正在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跟着就是地理大发现和科学大发现，朱元璋的农民局限性和劣根性使中国把这一切都错过了。以前农民虽然是中国发展的绊脚石，但还好，中国的控制权还在有文化有知识的皇帝和士大夫手里，如今这个地道贫农当了皇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中国从此落后了。


讨论朱元璋这个有些小流氓习气的贫农配不配，特别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关键时刻配不配当中国皇帝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事实上他当了皇帝，我们只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段历史了。


由目不识丁而勤奋自学，到可以写大篇的报告稿，朱元璋仅在学文化这一方面的成绩就少有人能比得了。为了作个好皇帝，也为了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他刻苦钻研历史，认真分析现实，结果他得出了一套制度理念，这套理念我们现在看来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朱元璋为什么会得出这套理念，他又如何使自己事与愿违的。


朱元璋要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这一点不新奇，每个皇帝都想这样做，只是他们都没有朱元璋做到极致的能力，因为朱元璋是白手起家，他不用顾及权力来源，那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没有家族背景，也没有群体背景，于是天下事他就有权一个人说了算，虽然明朝的疆域在历朝中不算大的，但在自己的疆域内，朱元璋是历代皇帝中权威性最强的，能制约他的因素是最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草菅人命，嘴上挂着抚恤黔首，手下以黔首为草芥。朱元璋对普天下百姓，主要是农民的态度接近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认为他们需要更强的管制和教育，为此他自拟教育大纲。他对农民不仁厚，统治极为残酷。但每个人都会注意到，朱元璋杀起官来比杀农民要狠，杀的官吏人数似比杀农民的人数多，这或许是因为作为一名造反者，他本能地痛恨官逼民反的官，也因为他并不把自耕农一丝一毫地当作据说是他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体的对方，而是完全视作他财产的一部分，整个天下只剩下了他一个自耕农，虽然不再亲自种地，但他的心在种地上，他不止一次向身边的人说，自己真实的愿望是想当个江南的小地主，他想过的是小地主那种田园生活。你可以说他这是扭捏作态，但他自觉他是天下那个唯一的自耕农是可以肯

定的，其它农民还包括地主、官吏都是他农场里的佃农、长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虽由秦始皇落实，王莽等皇帝也反复重复过，但真正让这句话名副其实的是朱元璋。


朱元璋不喜欢身为地主的官吏，也不喜欢地主，他把地主简直当成了敌人，这符合逻辑，因为他认为地本应都是他的，他残酷地打击地主，程度比他管教农民不差。他对作为管家的官吏更是严酷，这因为朱元璋是个明智的生意人，他懂得做生意需要监工，更需要工人，他不允许监工去残害他宝贵的工人，为此他甚至在工人要服从监工的管理这方面留下一个活口，他曾颁布的法令中有这么一条：官吏如果贪赃枉法，民众可以将其扭送京师找他法办。这话虽然跟梦话一样，但也毕竟表现出了朱元璋的态度倾向。


朱元璋仇视地主，可能是作为贫农的他不可避免地受过地主欺辱，但至少有一个地主曾帮过他，朱元璋的爹妈饿死时，他没有坟地来埋葬二老，这时“里人”刘继祖给了他一块地才解决了他的难堪。朱元璋荣归故里时，刘继祖已死，朱元璋追封他侯爵，并厚待他的子孙。


对于朱元璋敌视地主，有分析人士爱用心理分析法加以解释，认为这是出身贫农的朱元璋心理阴险面的一种表现，他要为他从前所受的耻辱进行疯狂报复。这种解释或许对，那么分析人士们再说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就不能成立了，至少朱元璋不是。


朱元璋一改宋代以来对官吏给予好待遇的政策，只给官吏低薪还要他们廉洁勤俭。对待贪官，他会惨绝人寰地扒下他们的人皮，晒干了，充上草，挂在衙门里的公堂上，让后来者以儆效尤。


把这一切制度都安排好，朱元璋就死了，它建立的大明朝延续了276年，算是史上的大朝之一了。不过大明近三百年间确是暮气沉沉，虽不是最差的朝代，但也谈不出有什么好，如平行地与西欧比就大大地不好了，没有了汉唐在对比中的风光劲儿，这恐怕是朱元璋名声不好最根本的原因。


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的确不如出身军阀世家的李世民各方面工作做得好，也不如出身部族酋长的康熙做得好，更不如出身相似的刘邦做得好，但他绝不是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在他的治下，黎民百姓并没有到生灵涂炭的地步，许多农民还乐于歌颂他，因为他严治地主和贪官给他们出了气。
朱元璋身后的悲剧性评价主要在于他倒霉地赶上了那么个可对比的年代，而他恰恰是个农民出身。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非都能过上神仙般的生活，尤其是开国者通常都要面对极大的压力，而这些人中间，朱元璋面对的压力可能是最大的。其它

各朝都是消灭了前朝而建立的，但明没有消灭掉元，蒙古人只是退到了阴山以北，军力仍很强大。北方地区在北宋以后彻底成为“胡人”的天下，从前的元大都北平从唐末开始一直就是“胡人”的都城。元代废了科举，对儒学不凉不热，维系原来中国社会的一切都面临着一次再选择的过程，而朱元璋要想让明朝尽快稳定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复古，这种作法并不只是当年孔子和现时的朱元璋面对乱世作出的选择，在与朱元璋时代平行的欧洲所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样是以复古的面目出现，仅仅是两种复古面对的情况和复古的内容不同罢了。




洪泽湖西岸泗洪县境内的明祖陵遗迹，是朱元璋为其先祖所修，后遭水淹，现出水了大量石雕石像生，立在洪泽湖边，颇显苍古。



朱元璋面对的情况是社会物质极大匮乏和社会伦理混乱，首要之事是尽量少饿死人。蒙古人在宗教思想、商业、科技方面的态度比较宽容，但在分配社会利益方面缺乏儒学中仁爱这一宝贵的观念，宗教也偏重于为统治阶级服务，于是蒙古人、色目人为自身利益激起了过多的民族矛盾，贫苦百姓和社会各层面的人多体会不到蒙古政策中的进步因素能带来什么好处，当时的人很难在那种条件下看出商业、科技的美好前景。朱元璋不是因为他是个农民而看不到，在当时他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上已算超前的了，蒙古人是限制汉人特别是南人的社会地位的，朱元璋尚能对蒙古人、色目人择贤录用；在靠军队打天下的日子里，他数次让武官在午门下集合听文人讲经史。对于文艺复兴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朱元璋看不到，明初的知识分子也没听说哪个看到，当年欧洲人自己又有多少人能事先看到呢？


朱元璋能学到的东西只有中国古代的东西，他只能从那中间来找到适合他自己应付眼前局势的东西。后来的康熙大帝能从传教士那里学到很多新东西，康熙也很认真学，所以康熙受到了后代不少文人的表扬，但康熙学完了就完了，中国社会什么都没有变，所以康熙学了也基本上是白学。朱元璋恢复了古代的典章制度，恢复了科举，恢复了重农的国策，在凤阳明中都的城市建设方面还恢复了《周礼》中制定的王城模式，明中都和后来朱棣建的明北京是中国周代以后历史上最彻底依周代古制规划设计的城市，两城市最突出的特点是皇宫在城市中央，并在中轴线的交叉处，这种格局汉唐宋元的都城都没有采用，朱元璋在位时的都城（现南京）虽不是完整规划的新城，但在建新皇宫时，也把皇宫修在了当时应天的中心。


朱元璋也没有一味地照搬古制，他依当时的国情，

依对自身和自己的王朝最有利的原则建立了一些新制度，比如为了保全他作为皇室的家庭，他规定：“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天下第一男人如此顾家，不仅没有法制精神，连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点王法精神都没有了。他给自家人的过多，给天下人的过少，没有像刘邦那样，多多少少能“与天下同利”。他虽然没有像王莽那样恢复井田制，但他曾颁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听起来这样不错，但实质上这等于恢复商秧的连坐保甲制，而在朱元璋起兵之初，他是反对过连坐的，而后来的胡惟庸一案，就“坐”死了数万人。朱元璋恢复儒家理学的社会伦理，并且对社会民俗管得很细，他曾下诏：“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感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姿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明史》）。


文艺复兴时欧洲面对的情况是社会经济的迅速繁荣和中世纪教会严苛统治的冲突，富起来的欧洲人要过古代希腊、罗马人那样的生活（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古人的生活，只了解到了古希腊、古罗马人的生活，后来当他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生活时，也曾极为推崇，还仿效了一阵子）。他们一开始并不想改变社会政治体制，只是在文艺生活上极力复兴古代的东西。后来发生的欧洲巨变虽是历史之必然，却不是哪几位革命家制定好的革命计划。


朱元璋当了皇帝的确不想革命了，他要守成，为此他制定了一大堆计划，但他的计划没过多少年就一一破产了，他刚死，他的家庭内部就发生了骨肉相残的惨剧，他几个儿子被逼得自焚而死，四儿子朱棣从北平攻进南京后找不到侄子建文帝的确切下落，只能把一具烧焦的尸体当作建文帝下葬。他多次严令禁止宦官干政，为此不让宦官有任何立功的机会，但宦官专权是明代最严重的政治问题，直接导致明朝整体机制败坏。


朱元璋为帝后一直处在一个“江左布衣”要面对重整河山的高度紧张中，他不仅疑神疑鬼，冷血凶残，有时连一点小事都会莫名其妙地引起他的激烈行为，如有一次一位官员建议兴办河北磁州的冶铁业，就算朱元璋重农轻商，或是看出这个提议案的官员有借机中饱私囊的动机，他也不至于激烈反对大炼钢铁，他说：“朕闻

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结果打了这个人板子，还发配岭南。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的一大职责就是要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远不只是粮食，它可以是新工业、新材料、新工具及社会保险、福利措施等。在这一点上朱元璋远远不及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人，成吉思汗为草原上的蒙古各部提供了一种适宜的公共产品，即通过征战，占有土地、牛羊、金银、奴隶等财富。朱元璋则认为劳民伤财去抢来周边的土地和民众对中国没什么用，反而要拿出中国物产养活那里。


朱元璋没有成为中国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更没成为中国的伊利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四，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蒙古帝国解体以后，欧亚大陆上的大型农业社会有的至今都没能从分崩离析中走出来，朱元璋则使中国复兴了古代文化，维系了中国的整体性，为清朝最后的帝国功业，也为中国保有大国地位，保守但有效地做了工作，故对他，我们应给予客观评价，特别是不应因为人家是农民，就把人家一棒子打死。


无偿地为朱元璋辩护了一阵，但也不能不承认，明比汉唐的确是大大地衰退了，这种衰退不仅反映在国家的疆域、军力、地位上，还反映在田园社会的体制活力和文明程度上，明代的农业生产毫无起色，工商业萌芽稍出即灭，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荒弃，海上丝绸之路遭遇海禁。明朝的刑罚异常残酷，许多在汉初即被废除“肉刑”这时不仅恢复，还花样翻新，凌迟之刑司空见惯。到明末时，社会道德体系基本崩溃，子孙为了钱不惜去掘自家祖坟之类的事已见怪不怪。造成这种局面，朱元璋有不小的责任，然而后来的康熙乾隆也是无能为力，他又能如何呢，这让人不能不想一想，是否田园社会本身出什么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