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川羌族的主要特点

浅谈北川羌族的主要特点

北川羌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谢兴鹏

羌族是华夏大地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为中华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历程，时代变迁，民族大融合，目前全国羌族总人口大约为30万，其中主要聚居在四川省西北部的北、茂、汶、理等县。2004年底北川实有羌族人口91458人，约占全国羌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成为目前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研究北川羌族的源流及其特点，是地方史志工作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人员的重要职责。本文仅就北川羌族的主要特点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供相关研究人士参考。

一、北川羌族的汉化程度相对较高

北川（古石泉）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北边缘，西靠茂县，北抵松潘、平武，东接江油，南邻安县。既是川西平原西北部的重要屏障，也是西北少数民族进入川西平原必须通过的要塞。《四川通志》云：“两水合流，四山环拱，控制西夷，藩篱内郡。”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臵，因而历代封建王朝采取多种手段控制境内的少数民族，就是要使这一番、汉结合部成为“藩蓠”，以保蜀地安全。

1、军事弹压是统治者实行强制汉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清乾隆年间石泉县令姜炳璋主纂的《石泉县志》对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与聚居在石泉（今北川）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冲突作了详细记述：

自唐初，吐蕃“陷维、嶲”，直抵县境，此后百余年屡屡征战。唐贞元十九年（803），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率兵3万，“分出九道，攻占吐蕃维、保、松州及鸡栖老翁城（石泉县城治城）”。由于“石泉地逼诸夷，金汤之固尤所宜求”，遂于县城西北15里（一说县城北一公里）臵威蕃柵，设重兵守之。

北宋政和初，“夷人寇边”。政和七年（1117），蜀帅孙羲叟采纳知县张上行的建议，上奏朝廷，升石泉为军“以重其权”。又沿石泉县边境要地构筑9个军事城堡，驻军防守。此后“边境帖然，蜀赖其惠”。南宋嘉熙二年（1238）、宝祐四年（1256）、宝祐五年，少数民族武装多次攻击石泉县城，均被击退。

元代，统治者大量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官，“以土官治土民”，以致“佩金玉印者相望于道”。加之实行安抚政策，县境民族关系缓和，社会相对安定。

明代，县境少数民族甚为活跃，加之朝廷采取军事镇压手段，致使县境少数民族与朝廷的冲突异常激烈。朝廷动用武装力量少则数千，多则达四万之众，对县境少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在县境先后修筑关、堡、墩、台等军事城堡及防御设施数十处，几乎是步步为营，常年驻守的军队就达数千人之多。

明成化十二年（1476），四川巡抚张瓒兼理边务，“令设副总兵尧彧军松潘，参将孙暠军威、叠，为夹攻计。修河西旧路”。于十四年“攻白草坝西坡，禅定数

十寨，斩获无算。徇茂州，所过降附。抵曲山三寨，攻破之。再讨平白草坝余孽。先后破灭五十二寨，贼魁皆歼。余一百零五寨，悉献马纳款，诸番尽平。留兵戍要害，臵墩堡”。

明正德年间，朝廷多次对境内的少数民族用兵。嘉靖二十五年，曾议用兵四万人，粮四十万石，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镇压。二十六年，何卿裁撤冗兵，“提锐卒九千人”，“以三路进兵：一由龙州，一由石泉，一由坝底。卿乘雾直趋走马岭，大破之，擒渠魁黑煞、李保、白石儿、撒哈等，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县境番民遭受重创。后经朝廷强制汉化，番地收入石泉县版籍，番民“愿为编氓”，“变易番姓，从习汉仪”。此后百余年，县境民族关系趋于缓和。清代，县境少数民族与官府发生过一些矛盾冲突，均在官府软硬兼施政策下解除武装。

从上述军事斗争中可以看出，一度时期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势力相当强盛。在明成化十四年的军事行动中，“先后破灭五十二寨”，“余一百零五寨，悉献马纳款”，可见当时县境的少数民族寨子至少有157个，其人口应当在2万人以上；据明成化十四年朝廷军事行动中“抵曲山三寨，攻破之”的记载可知，当时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曲山关（石泉县境南端，与安县相邻）一带，也就是说当时石泉县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属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经过朝廷的多次征剿，才将其弹压在县境西北一带。

2、文化侵蚀是统治者实行强制汉化的又一手段。军事打击的目的是为了驯化、控制，而最终统治这个民族的重要手段则是文化。明代的统治者正是一面实施军事打击，一面进行民族同化。该志“边防”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记述：明万历年间“通判李茂先仍以都司职衔管坝底事，专一抚化番夷。其风村、白草，收入石泉版籍。当番人之请降也，副使邑令李茂元受之。番俗囚首无冠，茂元具汉冠，易其姓名，书汉冠间。届日，启军门，铙吹数部，枞树鼓、大钲。令诸番鱼鳞入。羌闻鼓钲，望见汉冠及朱杆彩旗，乃大喜，举足盘跳舞，欢呼震天。茂元出汉冠冠诸羌，诸羌跪，起，各互视其首，踊跃东西走。既而又跪，捧其首以谢。愿岁输蜡，元日、长至，赴县庭朝贺。寨树白臶，削木祝圣寿。”这里把朝廷“以冠赐姓”进行汉化和羌民向往先进文化、心悦诚服的情态勾画得栩栩如生。《四川通志》云：“乃二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可见，自明代以来，朝廷对羌民的同化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已经大见成效。

3、“移民填川”是北川羌族加速汉化的催化剂。在明代至清初的长期战乱中，四川是重灾区，而北川因其在军事上的特殊区位，又成了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加之战后四川境内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形成了十室九空，百里无人烟，大片田园荒芜。清康熙年间颁布了“移民填川”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移民优惠政策的同时，又颁发了大倡“湖广填四川”的诏令。入川移民一部分直接进入北川定居，一部分是先进入四川的其他州、县，后因多方原因迁入北川定居。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不同文化的并存和相互碰撞、融合，优胜劣汰，

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逐步改造了北川土著文化中的陋习、陋俗。客家人到北川后，组织民众凿岩修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路难问题；土著羌民与客家移民的相互通婚，逐步改变了土著羌民类似童养媳和女子年龄大于男子且年龄悬殊很大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客家人带入的重视文教，延师课读的风尚，大大促进了先进文化在北川羌民中的传播，促进了土著民族文化知识素养的提高；广大移民还将小麦、大豆、玉米、红苕、水稻、花生等农作物优良品种，以及竹类、麻类、蔬菜类种子带到北川，改变了此前北川以种植青稞、荞麦、莜麦、杂豆为主的农作物品种单一的问题；移民中土、木、泥、石、铁、篾等工匠带来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妇女带来了纺织、刺绣等女工，儒生带来了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医生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寨房、碉楼逐步被吊脚楼、四合院等建筑取代，生病求神逐步被生病求医取代，御寒的麻布、毡子、毪子逐步被有刺绣工艺点缀的棉织品或其他纺织品取代；雕梁画栋、石刻、书画、楹联、匾额等高雅工艺逐步进入羌族民居；单纯的崇拜“白石角角神”逐步被供奉“天地君亲师”和各种祭祀庙宇所代替。各地移民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先进文化带到北川（古石泉），对北川羌民的汉化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4、渴求先进文化是北川羌民自觉接受汉化的内在力量。据民国21年版《北川县志》载：“清初，北区一带均属番（羌、藏）地。……有界碑一面向（以前）竖大鱼口（今开坪乡境）山侧。距城（治城，今禹里）45里。清道光时，有白草坝（今片口乡境内）番民刘自元者，幼读儒书，慕中原文化，游历川中各州、县。乃延师课读，习八股、诗、赋，欲应童子试。当时地方制度：唯汉民方可与考，对于番民则加限制。某年，当县试时，自元欲入考，乃豫为之。报名时，众童以自元为番民白县试官，不准入场。自元声称世居汉界地内，已系归化之民，何为见拒之甚也。试官问其何所凭藉而为汉民耶？自元曰：…有界碑可查。‟试官当派员查勘界碑，明日起行，自元次日同行。至白草坝以上10里片口之北，地名那纳怕地方（今北川、松潘交界之垭口），界碑在焉。当报试官，自元遂得入场。相传当派员勘碑之夕，自元星夜将大鱼口碑自行移负垭口，又复入城。往返一百余里乃为神助。至今此碑尚竖于那纳怕地方，已为北川与松潘之界之古迹矣。视其碑重凡200余斤，岂可一夜遂能负至百里远之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北川羌民对中原及其他民族文化渴求之情切。清道光年间，片口场就开始兴办义学，私塾、族塾之类的教育形式估计比这更早。清末、民初，北区（今小坝片区）是全县小学堂较多的地区，民国时期，片口建立了继县城建立县立第一小学校后的县立第二小学校。北川羌民自觉接受教化之心可略见一斑。

统治者的军事弹压和文化侵蚀，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强制汉化，广大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对土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外因；土著少数民族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和主动学习、吸收，是内因。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互碰撞、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