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的学术转变

简析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的学术转变

摘要：史书艺文志记述了当时的各类著作，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学术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两者对书籍基本情况的记述来看，各类著作所占有的比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书籍的分类也产生了分合。从对这些变化的分析，我们就能够理清学术在这断时期内的发展演变。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之后现存的具备卷首总序、卷末后序、四部及道佛大序和各类小序的图书目录。其体例延续了《汉志》对学术

流派的分类叙说，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隋志》对《汉志》的传承体现了学术的发展。这个发展主要体现在《隋志》的编撰收录原则和分类系统上。

1从《隋志》的编撰收录原则看

《隋志》总序有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隋志》是在吸收改进前人成果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汉志》对《隋志》的影响最大。班固的《汉志》是在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研究基础上，依据刘歆的《七略》“删其要”而撰成的。其学术思想受儒学独尊的大背景影响。其中《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的归纳是在收集天下亡书后经专门学者整理而得，再以儒家思想作准绳来判断各家各派对治

理国家的作用。《隋志》的编撰标准体现在：“夫仁义礼智，所以治也，方技术数，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这个叙述体现了编撰者是从统治术出发来进行分类选择，是对《汉志》的继承，因此，从《隋志》中我们能窥见西汉到唐初学术思想的演变。

仁义礼治乃儒家所推崇的理念，儒家学说对封建统治的巩固

从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就开始起作用．于是儒学成为九流百

家之首。《隋志》对儒家的叙述：“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是直

承《汉志》的。但《汉志》所反映的儒家独尊，到《隋志》已看不出痕迹。儒学从西汉到唐代，经历了农民起义的冲击．加之玄学的

兴起，地位显然已有所下降。

《隋志》把方技术数看作治身的法门。虽然《隋志》把《汉志》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合而叙之，但具体到方技术数的性质两书是一致的。《汉书》：“数术者，皆明堂曦和史卜之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受也”。可见这些相对于当时以经学为正统的属于旁门左道的学问并未得到重视。这与当时经学是人们踏上仕途的门径有关。经过几百年社会的发展，人们了解到方技数术对生活的好处，像能安排农时，治病强身，催吉避凶，给社会低层人们以精神寄托等，它的实用价值得到重视。《隋志》认为诸子对经典有流传之功。据《汉书》的记述，各家源出于六经，虽各执一端，但有所取舍则有益于治。这在《隋志》中也有相同的表述：“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

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可以说，诸子对于政治教化的作用的描述在两志中是相似的。而《隋志》所提出的对经典的流传之功则更明确讲明了诸子与六经的关系。诸子学说不仅是六经的支流，诸子在各处的游说讲学的过程中，对经典著作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像孔子退而讲学田间，以《诗》、《书》为教材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有做人的学问。他的学生有名可考的达七十人，其学说代代相传，影响远近。

《隋志》认为从诗歌文赋中能窥见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衰败，因此也是从对统治教化有利的角度来收录诗歌文赋。这与《汉书》的认为《诗》为古者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提供语言材料，或是以《诗》来观世风之盛衰的理解是有联系的。但从《隋志》的集部类．我们能看到，经历了魏晋南jE朝文学自觉的时代后，在诗歌文赋的流变中《隋志》同时注重了文体的变迁，还有文章行文技巧的安排。如在叙述玄学之风盛行时文坛是“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对梁朝时兴起的宫体诗特点的描述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2 从《隋志》的分类法看

从《汉志》发展到《隋志》，图书目录的分类法从六部变为四部。这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的流行与佛、道二教的兴起动摇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史学则得到官方与私人的重视，著述大增，最终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文学方面，新文体的涌现，像五言诗，骈体文等，还有文学理论的构建所引发的一系列著

作，都加速了文献成分的改变。程千帆先生在《校雠广义·目录篇》中讲到：“目录是文献内容和形式的集中反映．文献的成分变化了，目录的分类势必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汉时的六分法已不能满足魏晋以来图书的收录。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篇》载：“《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

其势判如宵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隋志》的四分法经历了苟勖的《中经新薄》和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吸取了王俭的《七志》与阮孝绪的(-i录》的分类方法而最后定型。考察《隋志》与《汉志》分类上的分合是了解从西汉到唐初学术思想流变的直接方法。首先，经部方面，《汉志》分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九类。《隋志》则加入了谶纬类。谶纬是对儒家经典带迷信色彩的穿凿附会，产生于西汉末。《后汉书·方术列传序》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于是谶纬之学盛极一时。但是谶纬“文辞浅俗，颠倒舛缪，不类圣人之旨”很多古文经学家都对其持反对态度。鉴于谶纬对当时社会有深刻的影响，有关的著述也有一定数目，所以《隋志》把谶纬列入经部，置于九经之后，小学之前，肯定其与经典的联系。

其次，史部方面，《汉志》把史类著作附于《春秋》之后，而《隋志》则把史部独立列出，分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

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十三类。史部的独立是《隋书》四部分类相对于《汉志》最大的改变。《汉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史书《太史公》与冯商的所续《太史公》两种，杂史

性质的《战国策》、《楚汉春秋》两种，起居注性质的《汉著记》一种，还有《汉大年记》一种。《隋书》仅纪传体性质的书已增至六十七种。史书著作的盛行得益于统治者的推行，还有自身对社会要求的适应。史书能记录皇帝言行，国家大事，是对内加强皇权，对外宣扬国威的有力工具。有些题材的史书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产物，像主要记载士族姓氏的谱系类。在魏晋之时。门阀世族的势力急速膨胀，门弟观念深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晋朝政治经济制度的最佳写照。谱系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于是谱牒大行于世，数量增多，《隋志》把其立为史书中的一类，足见其显盛的态势.

第三，子部方面，《隋志》把《汉书》的《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合而叙之”而成其一部。先秦是诸子学说最为繁盛的时期。《汉志·诸子略》所著录的大部分是先秦的作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后，其他诸子的学说开始渐渐式微，表现是著述越来越少。像法家著述，《汉志》录十种，《隋志》录六种；墨家著述，《汉志》录六种，《隋志》录三种；名家著述，《汉志》录七种，《隋志》录四种。而道家的著述到《隋志》时数量却大增，有七十八种，远多于《汉志》时的三十七种。原因是魏晋时期玄风盛行，《老子》、《庄子》之学重新得到世人的青睐。关于这两书的注解大大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