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亚乐的流变及各国的音乐特点

东亚各国亚乐的流变及各国的音乐特点
东亚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侧，主要包括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5个国家。

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唐代的胡琴到孔子传六艺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过不断充实发展。

上古音乐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

古代音乐中国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详见“六艺”），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历代音乐

夏、商时代根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为封建制社会，处于封建制的早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高等阶级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磬。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东周时代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

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也已经确立。

秦、汉时代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隋、唐时代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宋、金、元时代宋、金、元时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明、清时代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朱载堉他的《乐律全书》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近现代音乐16世纪晚明时期，西洋音乐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利玛窦进京呈现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单中，有西琴一张，据考这是一张古钢琴。清初，传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乐理，并著有《律吕纂要》一书。五线谱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乾隆皇帝的时候，在宫中还组建了一支西洋乐队，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竖笛、木琴、风琴、

古琴，演奏时戴西洋假发。

中共革命音乐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在抗日战争时期，音乐家更是同仇敌忾，写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全民抗日的精神。聂耳为电影配曲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雄壮，成为抗日军民的军歌被到处传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居安思危，不忘中华民族如何抵抗外国侵略，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

当代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蒙古音乐

蒙古民族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容也极其丰富。据历史文献记载，成吉思汗曾“征用旧乐于西夏”。元太宗窝阔台于十年(1238年)曾征集燕京和南京的金朝遗乐和乐官。元宪宗宗蒙哥于即位后第二年(1252年)三月，下令制作钟磬、笱，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元世祖忽必烈在藩邸时，命宋周臣管理乐工。即位后，于中统元年(1260年)用登歌乐祭祖。又命王镛作《大成乐》，并制作了一整套元朝宫廷乐器。明代时，蒙古封建主进行歌舞仍以蒙古乐器演奏。清代时，宫廷中所演奏的蒙古乐曲，也是蒙古察哈尔林丹汗时期的。其乐器有笳、管、筝、琶、弦、阮、火不思等。清政府还设有管理蒙古乐曲的什榜处。?

蒙古族的音乐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山林狩猎文化时期

隋唐时期，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额尔古纳河流域，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作为狩猎民族的音乐，其基本风格为”古短调“。当时的音乐体裁主要有：萨满教歌舞、呼麦、狩猎歌曲、英雄史诗、自娱性集体歌舞等。例如，科尔沁地区的萨满教舞曲：《宝木勒赞》等。--欣赏：《宝木勒赞》(乌兰杰自唱)。

(二)草原游牧文化时期

公元840年，蒙古高原上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大变动。回鹘汗国被来自北方的黠戛斯人击溃，回鹘人离开蒙古高原中心地带，向西向大举南迁徙。蒙古先民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勇敢地走出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进入了蒙古高原中心地带。

自此，蒙古人从狩猎民族转化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且，逐步脱

离山林狩猎文化，跨入草原游牧文化时期。与此有关，蒙古人的音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游牧民族的音乐，其基本风格转变为”长调“。当时的音乐体裁主要有：长调牧歌、”潮尔“合唱、马头琴等。例如，《牧歌》、《小黄马》等。--欣赏：锡林郭勒草原长调民歌：《绿缎子》(莫德格唱)。

(三)农耕村落文化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统治进入了危机阶段。朝廷对蒙古地区采取所谓”移民实边“政策，大片草原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于是，生活在长城沿线一带的蒙古人，由于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草原牧场，便逐渐放弃传统的畜牧业，转而从事农业生产。从文化方面来说，蒙古人已经脱离草原游牧文化，转入了农业耕村落文化。

当地蒙古人筑屋而居，形成星罗棋布的村落。随着生活的改变，音乐也随之产生了变化。长调民歌逐渐衰微，基本退出了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反之，新的短调民歌却蓬勃发展，并且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的音乐体裁主要有：短调情歌、长篇叙事歌、”胡仁?乌云力格尔“(蒙语说书)等。例如，长篇叙事歌：《嘎达梅林》、《森吉德玛》、《碧斯曼姑娘》等。--欣赏：《碧斯曼姑娘》(色拉西唱)。

蒙古音乐特点

蒙古族民歌以声音宏大雄厉，曲调高亢悠扬而闻名。其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颂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蒙古社会的风土人情。

蒙古音乐分类

按照音乐形式分为长调,短调,呼麦,潮尔,民歌,说唱形式的乌力格尔、叙事歌、好来宝、猎歌、牧歌、赞歌、思乡曲、礼俗歌。

按照音乐内容分为猎歌、牧歌、赞歌、思乡曲、礼俗歌等等。

流传于蒙古族的乐器有马头琴、四胡、胡毕斯、火不思及其他的打击乐器等。

日本音乐

日本的古代音乐 5～9世纪 日本人早已固有自己的音乐文化。虽然早期的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音乐未传下来，但根据考古资料和8世纪编纂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文献记载，日本人在古代已有自己的歌谣、舞蹈和乐器。古代和琴张 5弦比 6弦的和琴小，古笛有竹管笛和球形的石笛、陶笛。都豆美鼓的鼓腹为圆筒形。铃有金属制、陶制和木制。铃在当时既作为乐器，也作为装饰品使用。铎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铜铎的形状与中国的钟、铎不同。乐器的基本种类在古代日本已经齐全。进入农耕社会之后，最早有男女相聚歌舞的歌垣（又称嬥歌）以及巫女的音乐舞蹈。

日本与国外的音乐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与亚欧大陆文化的交

流主要通过朝鲜和中国进行。公元前已输入青铜器，并出现铜铎。5世纪后半叶～7世纪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新罗乐、百济乐、高句丽乐，在日本称为“三韩乐”。7世纪初，为振兴佛教，圣德太子鼓励引进大陆音乐，让百济的味摩之定居大和的樱井，向日本少年 (真野首弟子、新汉斋文等人)传授伎乐。伎乐又称吴乐，所用的伴奏乐器有横笛、腰鼓(又名吴鼓)和铜钹。在7～8世纪，中国隋唐时代的音乐传入日本。 701年，据《大宝律令》，在治部省管下设置雅乐寮，掌管称为和乐的日本传统乐舞以及外来的音乐舞蹈。752年在东大寺举行的大佛开光典礼上，由雅乐寮和各寺院的数百名乐人、舞人表演日本传统的乐舞以及三韩乐、唐乐、散乐、林邑乐、度罗乐等。这说明日本已开始出现了职业音乐家。



近现代音乐

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音乐进入近现代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日本急速汲取欧美音乐文化，从而形成延续至今的“邦乐”（传统音乐）与“ 洋乐”并存的局面。这时期的传统音乐变化很大。1871年废止盲人职业组织“当道”和查禁普化宗，使筝曲、尺八乐得以普及。源于盲僧琵琶的萨摩琵琶和筑前琵琶，先后从九州地区进入东京并流布全国。受到新政权支持的宫廷雅乐，逐渐恢复元气，并扩大其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由宫城道雄等人发起的采用日本传统乐器，借鉴西欧古典音乐作曲技法来创作新曲的“新日本音乐运动”，使传统音乐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创作的筝与尺八二重奏曲《春之海》(1929)获得了巨大成功。宫城道雄创制的十七弦筝，是当时传统乐器改革的一大收获。50年代中期以来，作曲家们致力于采用传统乐器创作现代邦乐。其中三木稔对发展日本的器乐体裁，使日本传统音乐具有现代气息和生命力作出了贡献。影响较大的邦乐演奏团体，有三木稔和长泽胜俊主持的日本音乐集团，由尺八演奏家北原篁山等人组成的邦乐四人会等。他们的音乐实践给邦乐界带来了新风，并为填平邦乐与洋乐之间的鸿沟创造了条件。

明治时期最早传入日本的欧美音乐是军乐。1872年，日本政府开始引进欧美音乐教育制度，规定在中小学设立音乐课程；1879年10月成立文部省音乐调研所（后称东京音乐学校，现名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由东京师范学校校长伊泽修二兼管。从此音乐师资的培养和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选工作走上轨道，专业音乐教育也初具规模。以著名作曲家泷廉太郎创作的学堂歌曲《花》(1900)、《荒城之月》(1901)为标志，20世纪初日本音乐创作已结出第一批成果。1912年以前的日本音乐创作几乎都是

歌曲。到大正时期(1912～1926)，山田耕筰最早创作大型乐队编制的管弦乐曲《曼荼罗之花》(1913)等。从20年代起，独唱歌曲、合唱曲、器乐独奏曲、交响音乐等外来音乐体裁的创作，逐渐在日本音乐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日本广播协会（简称NHK）交响乐团的前身新交响乐团，从1927年2月开始公演。同年创办的国民音乐协会举办合唱比赛，推动了全国的业余音乐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有270个团体加入该协会，全国的管乐团共有3800个。当时已知名的作曲家有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桃李满天下的诸井三郎和池内友次郎，自学成才而重视民族特征的箕作秋吉、清濑保二、松平赖则、早坂文雄、伊福部昭以及菅原明朗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军国主义统治下，正常的音乐活动受到摧残。从1938年起外国音乐家在日本的演出活动中断，1940年各种音乐团体被勒令解散。到大战后期，演奏团体、音乐学校、乐器工厂、唱片公司等音乐机构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

从50 年代起，战后的日本音乐文化在创作、演奏、鉴赏、音乐教育、音乐研究及其他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战后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新人。团伊玖磨的民族歌剧《夕鹤》，芥川也寸志的《弦乐三章》，黛敏郎的《涅盘交响曲》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杰作。积极吸取欧美现代作曲技法的作曲家除黛敏郎外，还有日本最早采用十二音体系的入野义朗、柴田南雄、诸井诚、汤线让二、一柳慧、高桥悠治等。运用日本民歌素材，作有《合唱作品第一首》等名作而被称为“日本的巴托克”的间宫芳生；在国际乐坛上，以《十一月的阶梯》等乐曲令人耳目一新的武满彻以及松村祯三、三木稔、石井真木等，都在探索作品的民族气质、创建非西欧式的音乐等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池内友次郎门下的矢代秋雄、三善晃、野田晖行、池边晋一郎，长谷川良夫门下的南弘明、三枝成章等，都是60年代后崭露头角的个性鲜明的作曲家。总之，国际乐坛上各种创作倾向，都被日本乐坛吸收，在日本作曲界都有着明显的反映。

1946年以后，日本音乐界先后成立了日本现代音乐协会、日本音乐家俱乐部、日本演奏联盟、音乐撰稿人协议会，日本作曲家协议会等行业组织，以维护音乐家的权益和保障各项音乐活动的开展。东京已拥有10多个专业交响乐团，海外各种音乐表演团体川流不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鉴赏机会。东京音乐和艺术大学音乐学部和桐朋学园大学音乐学部等全国60个设有音乐系的大专学校，每年向社会输送大量音乐人才，对提高日本演奏家的国际水平，普及社会音乐教育

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