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黎元洪东北移民实边政见初探

2011年第4期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第142期）

收稿日期：2011-01-16 网络出版时间：作者简介：

高强（1969-），男，陕西西安人，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912-1931年东北边疆危机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10XJA77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民初黎元洪东北移民实边政见初探

高强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系，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作为辛亥“首义元勋”和民初政要，黎元洪在民国初年就东北移民实边之问题不断发表政见，其中包括具体实施方案，成为当时东北移民实边舆论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黎元洪对东北边疆危机及应对之策的关注，由于种种原因，黎元洪的主张大多并未付诸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移民东北充实边疆以抵制外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黎元洪；东北；移民实边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1）02-0000-0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隶籍湖北的黎元洪风云际会，于次日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被冠以“首义元勋”而成为辛亥名人，继之当选民国副总统，在民初政坛上活跃一时，政见不断，其中关于东北移民实边的政治主张颇值得注意，学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基本阙如，拙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中国东北边疆危机始于19世纪中期，其根源在于清王朝长时期实行封禁东北的政策，禁止关内汉人出关移民垦殖，导致东北边疆人烟稀少、地利未尽、榛莽满目、空虚异常，在中俄沿边地带更是如此，有学者曾对此指出，“尼布楚条约将东北之北方边界确

定于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缔约以后，

中国在东北殖民，条件之有利前所未有。清廷对外蒙古及内蒙古之控制已巩固建立，中原全境亦已实现和平与统一。自康熙朝，长城以内之剩余人口一直涌向塞外，尤其热河与察哈尔一带。此一趋势如听其自然发展，则东北政治经济之进展，至少可达内蒙古诸省之程度”，但清廷计不出此，长时期执行封禁政策，结果当“俄人19世纪重返黑龙江时，该地区不致与一个半世纪前几无差别——一

片人烟稀少、半开化之游牧狩猎之地”。[1]（p 265）以上分析可谓精辟，清廷的封禁政策限制汉人移民关外，使边疆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社会进步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的一百七十多年间几乎无任何进步可言，终于使沙俄有机可乘，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采用先实施武装移民、后逼签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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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约的手段，侵吞中国东北边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国土，并且继续对东北边疆进行蚕食和侵扰。进入20世纪，逐渐控制朝鲜的日本以半岛为跳板，参加到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的行列之中，其侵略野心、手段与帝俄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建立后，俄国和日本的侵略有增无已，东北边患依然严重，时人指出：“吉、黑两省满目荒凉，或百余里寂无人烟，或千余里邈无蹊径，以地广人稀之故，遂起外人觊觎之心，日经营于南，俄蚕食于北，双方侵逼情势日蹙”，[2]（p5）具体而言，俄国利用与中国北方有漫长边界线的地缘优势，在沿黑龙江、乌苏里江中俄接壤地带大肆经营，其境内“屯堡相望，烟火万家，彼中经营一日千里，重以阿穆尔铁路昼夜督促，松花、混同、乌苏里诸江舳舻衔接，盘马弯弓，无非在发展其殖民能力，一俟有机可乘，越江飞渡，即以我数千里穷荒为尾闾”。[3]日本也对我国东北处心积虑，“染指我南满、垂涎我东蒙，非以其地窄民稠不足以扩其生计欤？”

[4]（p213）图谋实行殖民侵略，意欲反客为主、鹊巢鸠占。

可见，民国初年，俄国与日本一北一南，对中国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殖民侵略步步进逼，致使东北边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有鉴于此，当时朝野有识之士纷纷就通过移民实边以抵制俄、日侵略的问题建言献策，黎元洪也就此问题阐发其政见。

二

1913年10月，黎元洪通电指出，“东北各省介居俄日之间，政府亟宜注意”，“查满洲居民不过数百万，此时正宜力行移民实边之计，将直隶、山东、安徽、湖南、湖北五省之民移于彼处，以兴屯垦”，同时提出六条具体方案：“（一）政府当发轮船、火车之免费票，俾北移之民得挈眷同往；（二）政府当预备垦田所用之器具，凡移民不能自备者由政府给发之，三年之后再由移民备价返还政府；（三）移民分两种，甲为政府移往者，乙为自愿移往者；（四）政府当设专官以理移民之事，晓谕移往之民，使知满洲土地肥沃，力耕则上足富国、下足富家；（五）移民以携有家属为宜，俾能永居满洲，有固定之志；（六）以上言五省之民移居满洲，最为合宜。”

[5]

黎元洪以上所论，指出由于俄、日两国觊觎我国东北，因此移民实边之举刻不容缓，并强调政府应在移民之迁移旅途及生活安置等方面发挥其功能，给移民以优惠措施，以吸引关内人稠地狭如直隶、山东等地百姓移民东北，既可改善民生，又能充实边疆，可谓一举两得。黎之主张不久得到反响，国务院咨文黑龙江省行政公署，指出黑龙江“土旷人稀，急宜迁移直东湘鄂各省之民定行垦殖，以免各该省有人满之患，且可巩固边圉”，认为黎元洪“条陈办法极为完备，凡移民所需轮船、火车以及犁牛籽粮均由官府拨给，并予以相当之保护等情，即希派员调查殖民之区域，以便筹划实行”。[6]

1914年1月，为使移民主张付诸实施，黎元洪与袁世凯面商，正式提出移民东北的建议，并拟定九条具体办法：“（一）政府对

于移民轮船、火车概免收费；（二）移民后开垦器具由政府贷款筹办；（三）移民分甲乙两种，甲由政府移送者，乙自行移住者，均由政府保护，并由政府简派专员组织移民事宜；（四）移民使其携带家族，作永久居住之计；（五）移民后三年内免其租税；（六）移民后由政府派员查勘，分别给奖；（七）移民后视满洲土地肥沃酌纳租税；（八）移民予以特别利益；（九）移民后由政府设官垦局，随时接济。”[7]显然，黎元洪此次向袁世凯面陈的东北移民计划是对上次通电的补充说明，仍强调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及对移民以相当的优惠政策，袁世凯对黎元洪的建议原则上表示同意。

1914年7月，黎元洪再次就东北移民实边之问题发表言论，建议“将各省无业穷民移往东三省从事开垦，俾得谋生”，同时指出应“先于内务部创设东三省移民事务局，规划一切”，据当时报纸报道，“政府对于此议颇以为然，现在研究该局经费”。[8] 翌年年初，黎元洪又一次从以下几点强调移民东北以巩固边疆的重要意义：第一，“可容纳全国无数贫民”，黎元洪认为，“我国人民在数年前已号称四万万之众，按生理学家之研究，世界人口凡二十五年必增出一倍，若不设法疏通，迁延数载，生齿益繁，人满之忧至为可虑”，而东北地广人稀，可以吸纳大量剩余人口，既可减轻关内人口压力，又可充实边疆人口以开发当地的丰富资源，而边疆的有效开发有助于其稳定与安全；第二，“藉筹旗族生计”，从清朝中期以来，旗人数量不断增加，由于清王朝对旗人予以百般关照，致使旗人养尊处优、不善营生，生活日益贫困，入民国后，旗人失去了以往的优惠待遇，加之歧视旗人现象的存在，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黎元洪认为如果鼓励汉人出关垦殖，可促进当地农耕文明的发展，对一向不擅稼穑的旗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良好影响，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使之化惰民为力农，如此可逐步改善旗人不容乐观的生活状况；第三，“安插退伍军士”，民国初年武人当道、穷兵黩武，对国计民生危害极大，大量散兵游勇的存在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黎元洪认为历代筹边，军屯为一可行之道，因此应因势利导，将退伍士兵组织起来实行军屯，既可化解社会动荡因素，又可巩固边防；第四，“可以固边疆”，当时移民东北以抵制外患、巩固边疆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因此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9]

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对东北移民实边之事仍加以关注，

“以实行移民屯垦政策为当今不可稍缓之要图，决定于奉吉黑三省适中地点或长春、哈尔滨设置垦务总局一处，专办殖民事宜，以专责成而收实效，俟筹划完备即将应行解散军队遣发该处实行屯垦”，黎元洪认为经办此事者责任重大，“非有熟悉东三省情形者断难胜任”，决定以从清末以来即在东北筹边业绩显著的前任吉林都督宋小濂担当此项重任。[10] 除不断发表关于东北移民实边政见之外，黎元洪对于有志前往东北垦殖以辟地利之举颇多支持。民国初年，湖北人邱品山等发起组织齐安垦牧公司，在奉天辽源承领荒地二千二百八十余垧及镇基一千八百方，黎元洪对此事极为重视，除咨会农林部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