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的贡献

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他和马克思一道，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致力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成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马克思逝世后，他独自承担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重任。在恩格斯的晚年时期，他以惊人的智慧和充沛的精力完成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条件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极端美化倾向，另一种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极端丑化和妖魔化倾向。第二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对恩格斯的批评上，尤其是制造所谓的“马恩对立”论.以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恩格斯晚年的社会发展理论，恩格斯晚年绝不是一个放弃暴力革命转而成为只主张渐进式发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也不是只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人的因素的“经济技术决定论者”，更不是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恰恰相反，恩格斯根据19 世纪末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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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恩格斯晚年的界定及研究角度的划分

对于恩格斯的晚年，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的晚年是从巴黎公社解体到恩格斯去世，国内外学者如库诺、陈先达、司马志纯等把恩格斯在1876一1895年这段时间定为恩格斯的“晚年”时间。另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的晚年是从马克思逝世到恩格斯去世这段时间。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乔治·莱尔因、杨耕、孟庆仁、冯景源、周宏等就是持这种观点。

从学界的研究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有的作者从恩格斯一生的角度来考察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例如:萧灼基著的《恩格斯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新著的《恩格斯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0年版)、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列·伊利切夫著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奥古斯特·科尔纽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王兴斌、奕扶桂著的《恩格斯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新著的《读懂恩格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其中，吴家华著的《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是国内一部研究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的重要专著。作者以问题为中心，系统阐述了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的文本特点、理论主题、整体特点和主要贡献，深入评析了西方学者关于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的若干重要论点，具体发掘了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对于20 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价值。

（二）也有许多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中论述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例如:曼·克利姆著的《恩格斯文献传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正萍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一年版)、徐民华、陶卫平、布成良著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春贵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100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江丹林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等。

（三）还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恩格斯晚年的书信来阐述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

例如:周勇胜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简解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冯瑞芳、李士坤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就是通过介绍五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介绍恩格斯晚年的唯物史观思想。

（四）另外,有些学者针对恩格斯晚年在唯物史观某一方面的理论发展展开深入研究

例如:王柏文:《晚年的恩格斯唯物史观贡献及其对中国化发展理论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史彦虎的《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6,2000年第5期)、侯衍柱的《关于恩格斯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及其启示》(烟台大学学报6,2001年第1期)、邓志远的《晚年恩格斯的“中间因素”理论解读》(中山大学学报6,1999年第4期)等，其中吴雄压的《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6,2003年第2期)是一篇研究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思想的重要文章。他把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观察和思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深化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这三大块进行研究,然后分别对每一部分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二、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就落再了恩格斯的肩上。为进一步宣传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关心和支持《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撰写序言;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自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遭到了种种曲解和攻击, 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著作,以及《致约·布洛赫》等一批重要书信,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全面阐述和重大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对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学界普遍赞同一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生产理论。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形态》的发表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也标志着两种生产思想的初步形成。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在《形态》中并没有提出哪一个地位高哪一个地位低，谁决定谁的问题。但是,相对于以后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补充与发展,《形态》中对两种生产思想的论述还是简略的,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的相互作用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没作过多的研究。马克思晚年对两种生产的阐述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则是它的继承与发展。1884年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生前写的《人类学笔记》,认真详细地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自己研究德意志民族古代历史的成果的基础上写成《起源》。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又分为两种：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公开后,后人围绕两种生产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以加利叶和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理论家把两种生产视为“同等意义”并列“决定论”,认为两种生产理论只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与补充；在上世纪30一50年代,前苏联理论界某些人公开指责两种生产理论错误。列昂节夫在194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发表的《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恩格斯把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础,不仅犯了“二元论“错误,也和《起源》文本材料中的具体分析矛盾；以库诺与麦克莱兰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否认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库诺在《母权统治的经济基础》中认为“人的生产”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漏洞”。在这些西方学者眼中,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是相互对立的,唯物史观在此成为任何一个历史实验者手中可以随便捏的“柿子”。

国内学界对这一观点的研究似乎更趋向于科学：

刘冠军指出，两种生产之间互为条件，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制约，并且二者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二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类自身的生产，而人类自身生产也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刘冠军：《论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 年第 6 期。）另外，王贵明的《两种生产理论的论争历史和述评》（《探索》，2000 年第 4 期。）也对两种生产理论作了详细的论述和说明。

（二）历史合力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原本的唯物史观中，他们主要强调经济因素、物质资料生产对社会发展的极大推动作用，而很少谈及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其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这能够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趋势，但难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同时，这还容易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的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因素的作用，把历史的进程轻易的当作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过程，把社会发展历程简单化。

恩格斯在1890 年回答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历史合力论，他在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历史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由此历史合力论暗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经济因素始终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社会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历史进程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个人意志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提出历史合力论后,理论界就对这一理论产生争议。一部分人赞同历史合力论,一部分人否认反对历史合力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巴尔特把它歪曲成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技术史观”“青年派”把它庸俗化；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社会主体并没有在历史合力中起作用,恩格斯在历史必然性与人的意志能之间摇摆不定；阿尔都塞认为个人意志之类的东西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他根据市民社会和个人意志的考察,推导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立,认为恩格斯仍然停滞于黑格尔的理解公式中,他所论证的涉及个人意志的论证也没有脱离黑格尔的那一整套逻辑；普列汉诺夫根据历史合力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他认为,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具体条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