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袁世凯评价问题的争鸣

学界对袁世凯评价问题的争鸣

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的活跃。对袁世凯的评价渐趋多元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颜军在《改革家?窃国大盗?——学术界对袁世凯评价问题研究新综述》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袁世凯不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新评价大致可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考辨史料，对袁世凯的历史定位做具体评价。袁世凯的历史活动存在不少模糊不清之处，如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以往多认为他是混入维新队伍里的两面派，其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考辨史料，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房德邻赞同此前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的观点，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甚至袁世凯“当时确有保全光绪之意”；戴逸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但当政变发生后，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杀。林克光、茅海建等亦持类似看法。这种依据史实、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和此前全盘否定袁世凯有很大不同。

第二类，肯定袁世凯对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往对袁世凯在近代改革中的活动，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视其为抵制革命、加强统治的骗局。近年来，人们对这些活动也给予客观评价。如侯宜杰肯定了袁世凯创办巡警、整饬吏治、提倡实业、广兴教育的积极作用，认为“冲击了封建制度”，“与世界潮流合拍”；马小泉认，为，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对提高人民的参与意识，推进地方政治革新，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英认为，袁世凯推行的重商保商等经济政策，“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清末的袁世凯已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大官僚。作为当时过渡性时代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化的一部分官员的代表”。

第三类，为袁世凯辩解、正名。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如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季云飞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郭剑林认为，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促成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但这些观点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理论错误，违反史实，是非颠倒。

重评袁世凯不可矫枉过正

唐金培

《中国社会科学报》

关于袁世凯的评价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定论”。单从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书名，就不难看出上述作者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

近几年，一些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是好事，只是时下对袁世凯等人的评价越来越高，似乎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

笔者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关键人物，应当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框框，也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替他擦洗污点。否则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就难免有为其翻案的嫌疑。

告密：袁世凯是否是元凶

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学术界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扎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一文中，据思想保守且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后，还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一结论。

这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记载，1898年9月18日，林旭将光绪皇帝的两道密诏交给康有为后，康有为即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决定派谭嗣同到袁世凯住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于是，谭嗣同当天深夜带着两道密诏到法华寺见袁世凯，袁世凯对谭嗣同的请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不想袁世凯在9月20日一赶回天津就将维新派的计划告诉荣禄。荣禄即刻进京向慈禧汇报。第二天清早，慈禧从颐和园赶到皇宫，立即囚禁光绪，临朝亲政，下令搜捕维新党人。由于维新派和封建顽固势力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虽然在袁世凯告密是否直接导致变法失败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分歧，但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告密是毋庸争辩的史实。对这一点，即便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根据档案资料“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

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还有论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是一个重要因素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发生有无直接关系这一问题，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对史料的不同解读，学术界也一直存在明显分歧。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也有论者根据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十余年后刊发的《戊戌日记》中记载的细节，得出“戊戌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因果关系”，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认为，袁世凯本无告密的念头，只是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显然其告密在后，政变发生在前。甚至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告密一事是“误解与误会”。因光绪皇帝对维新党人策划的“围园救后”计划“的确不知情”，而维新党人却声称受光绪指使。光绪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宿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

针对否定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甚至否定袁世凯告密的新观点，另一些学者立即做出回应，提出不少否定之否定的论据。如，孙永兴《也谈袁世凯功过——与祝曙光教授商榷》、睦传厚《袁世凯功过谭概——与祝曙光先生商榷》等文章。他们认为，袁世凯《戊戌日记》的内容不能全信，并引用袁世凯给其家兄袁世勋的家信：“弟被迫辞穷，只得以实情相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等原话进行反证。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后期思想存在某种变化的轨迹，因此不应单凭引用个别否定“告密案”的观点，就得出袁世凯与变法运动失败无因果关系。袁世凯确实参与过维新活动，且还向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力陈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是，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不断动摇。在帝党和后党分别极力拉拢的过程中，他从自身利益出发权衡利弊，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受“二十一条”：卖国的罪名无法洗清

1915年1月，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时，将事先拟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面呈袁世凯，并承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凯感到日方胃口太大而无法接受，便以“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搪塞推托。事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先后采取更换外交总长拖延谈判时间、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斡旋、密令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通电抵制等措施，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电，即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所有条款“即行应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