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摘自学位论文相对比较全面

( 一) 财政金融政策

1.大规模发行公债。沿江沿海地区的沦陷使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源几乎全部丧失, 财政收入锐减。19 39年原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体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收入只有1936 年的30 % . 随着战争的延续, 军费支出浩繁, 其他费用也日增, 而国库收入日细, 因而只好强行发行公债。仅1938 一19 39 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短期国库券、救国公债、国际公债各5 亿元, 金公债5. 5 亿元,娠济公债30 0 0 万元。从1 9 35 年到19 44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就有十八种之多, 合计法币151 亿多元英镑20 0 0 多万. 美元

2. 1 亿元。

2.改革税收制度。国民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 把税收重点由间接税转到直接税，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 增加新税种. 开征遗产税、印花税、食盐附加税等. 并大大提高税率。19 40 年又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库法》, 将地方政府的税收交由中央银行直接收存。加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3、金融小央集权化。国民政府在战时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统一起来，实行战时管理. 组建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 , 由蒋介石亲任主席。负责资金的调配和联合贷款等方面的工作。并颁布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加强对金融的管理，还实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个人提取存款等。19 4 2 年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于是中央银行又直接垄断了法币的发行权。这些措施便于战时金融的稳定, 并使其顺利地转入了战时休制, 迅速进人战时状态。

4 .外汇管制。“七·七”事变后. 金融市场出现大肆抢购外汇风潮, 日本侵略者也利用所掠夺的法币套购外汇. 来破坏金融秩序, 从而使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濒于崩溃边缘。于是国民政府在19 3 8 年3 月颁布了《外汇清核办法》, 实行外汇管制. 由官方垄断外汇的价格.并限制外汇的兑换。

5 . 通货膨胀政策。1 9 4 0 年日军封锁滇越、滇缅公路.并加紧包围内地. 使内地物资奇缺。这样国民政府便强制推行通货膨胀政策, 以榨取民间储蓄和商人屯积的物资，把它作为确保战略物资的一种手段。1 9 3 7年底，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法币发行额为1

6 亿元, 19 4 0年6 月国民政府就发行了39 亿多元法币, 增加了一倍多。同年12 月就高达78 亿多元, 在不到半年时间又翻了一番. 到1 9 4 5 年底为1 0 3 1 9 亿元, 8 年中法币发行总量增加了73 8 倍¼。法币的大量发行, 导致了物价飞涨。商业投机猖狂, 破坏了民族工业. 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的生活, 但在抗战困难时期, 这也是确保战时物资供应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同时对日本侵略者企图在华就地补给的计划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 二) 经济统制政策

经济统制是国际上应付大规模战争的惯例。战时,为了应付财政上的困难. 弥补战争的惊人消耗, 国民政府采取了经济统制政策。其主要措施有:

1. 田从征实。19 4 1 年4 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将田赋收归中央, 并改征实物。具体操作办法是以19 4 1 年度各省田赋的正税和附加额每元折稻谷2 市

斗为标准.产麦及杂粮地区按等价征收。这种统制措施是为了加强对粮食的严密控制, 以确保战时的军粮民需, 但由于在征收时政府任意提高标准, 使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诸如1942 年国民政府就将折征标准提高到每元税额折稻谷4 市斗½. 并在各地随时征购、征借粮食. 大量粮食被无偿地以“购”和“借”的名义掠走. 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贫困.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19 4 1一19 45 年国民政府通过征实的办法共获得粮食2 . 449亿石少. 这是抗战时期一项重要的物质保证。

2 .统纳统钠。19 37 年国民政府设立了贸易委员会. 下辖复兴、富华、中茶三大公司. 负责国统区的生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物资的统购统销。另设资源委员

会. 负责对钨、锑、锡、汞等矿产品进行统购统销。19 42年又成立了物资局( 后改为花纱

布管制局) , 对棉花、纱布实行统购统销。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掌握大量重要的物资, 据统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共收购茶叶19 0 万担。桐油18 0 万担.猪鬃8 万多公担, 丝茧7 万公担. 羊毛4 万多公担, 它们在刚外贸易及创汇偿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使我国战时能源源不断地获取大批军事物资和工业器材, 义深证抗战的需要和建设大后方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外. 这种政策使政府得以以低价购进, 高价出售. 获取高额的利润, 增加了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战时的财政困难。如以棉纱为例：据估算当时收售比价为1 : 12 . 19 45 年国民政府此项收入就高达49 , 亿元. 是当年税收总收人的4 . 5 倍。有关人测算.抗战时期政府统购统销的收入是当年悦收总收入的3一6 倍气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些收入皆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前提的.榨民髓以充国库。危害极大。

3. 专卖制度。19 4 1 年4 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专卖事业管理局, 从19 42 年元月开始先后对糖、烟、酒、火柴、茶叶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利用其专卖权和专卖品.抬高物价. 搜刮民众, 这无疑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却大大便利了政府官员的投机倒把，从中牟利。但它的实施却又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据统计：1942年的专卖收入达13 . 57 亿元, 占当年全部税收的48 . 5% , 1943 年的收入达31 . 57 亿元, 为同年全部税收的25 .

8 %Á , 对缓和当时财政的危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 三) 经济体系的重建

工业内迁与战时的工业政策。国民政府在抗战艰难的形势下. 为了持久抗战的需要. 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建设。当时内地的工业十分落后, 近代工厂只占全国的8 % , 发电量只占全国的2% , 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甘肃、陕西7 个省份的工厂资本只占全国的4 . 21 % .工人占0. 79 % . 而西康、宁夏、青海3省无一家近代工厂, 因而试图在这样落后的地区建设工业, 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为此, 国民政府组建了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 下设中央迁厂委员会, 强行将在沿海地区的工厂迁往内地.作为内地工业建设的基础。按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 从“七·七”事变到19 4 0 年陆续迁往内地的厂矿共48 8 家. 机器材料达7 0 9 0 0 多吨, 技术工人12 0 0 0 余人丁。. 而且绝大部分都已复工. 这样，大批工厂的内迁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的复苏。内地工业开始呈现生机。在1939 年川滇黔三省新兴的工业中其资本总额逾2 万元的就有472 家, 其中四川有382家, 贵州有49 家. 云南有41 家。由于内地工业基础的薄弱. 再加上抗战时商业资本的破坏, 因而需要政府出面扶植内地工业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