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讲座用)

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无法从逻辑和心理方面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无足轻重。……(所以)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是”或“否”的极端，而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活动出现和存在的前提，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经历的共同性、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具有相融性和相似性，而且，语言交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深入和拓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化间的可译性，这一点已经由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与此同时，由于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文化差异，这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意大利语中有—句俗言：“翻译即背叛”，就揭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既矛盾又相关的特殊关系。

我们认为，语际间必然存在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是有限度的。不过，不可译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或手段加以变通，从而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的。

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

一、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其中包括：

1、字符层(graphological level)

字符是语言的书写和记录符号，是语言形式的实体(substance)。由于字符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字符通常不能翻译或转换。例如，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英文则由拼音字母组成，两种语言在字符层几乎无任何可译性：

He knows the subject from A to Z．（他非常了解这门学科）

八字都还没一撇呢。（Not even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character 八is in sight---there’s not the slightest sign of anything happening yet.）

以上两个例句中黑体字的部分是英语和汉语中的书写字符。“A”和“Z”无法翻译为汉语中的任何一个汉字，同样，“八”也无法译为英语中的任何一个字母。

拆字是将汉字加减笔划，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是汉字所具有的独特的构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拆字游戏。合体字经拆分成两个字后，又各具新的字义，其字形和字义的变化，恐怕任何高超的翻译家也难以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翻译如下自我介绍时，只能译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只得略去了。“我叫李斌，十八子李，文武斌”。“I’m called Li Bin”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别无它法。又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称奴。先有译者将其译为：The man who has been a monk cannot become a Buddha. /The girl who is a bond maid may be called a slave. 应该说该译文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句型结构也与原文大体对应。但是，汉语中“人”和“曾”合在一起可构成“僧”，“女”和“卑”合在一起可构成“婢”，原诗句作者独具匠心的构字手法，精致独到的令人回味之处，在译文中却根本无法得以体现。该诗句后有译界前辈大为推崇的译界大师许渊冲先生载于“中

国翻译”(1991/5)的译句：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评论说许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义，而且巧妙地以Buddhist bud和Buddha的形似关系以及maid, made和maiden的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的拆字玩艺，上下联句法对等、重音对等、长度相仿，说是达到了曲尽其妙、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步。但是，依本人短识，该译句再一次证明了拆字的可译性限度。我们从三个层面对译句进行分析：(1)仅从译这个层面，译句似乎有偷工减料之嫌。原文每一句的前半句都没有进行翻译(“人曾为僧”和“女卑为婢”)，而各只翻译了后半句(“人弗可以成佛”和“女又何妨称奴”)；(2)从构字手法层面，译句与原句没有可比性。原文中人+曾=僧，人+弗=佛，女+卑=婢，女+又=奴，但是译文中任何两个词合在一起均不构成第三个字，说是译句用形似关系和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匠心独具的拆字艺术，怎个“似”和“代替”二字了得?(3)从句法对称层面，原文用词讲究、对仗工整，而译文如果说A Buddhist与A maiden，cannot与may，bud与be made，a Buddha与a house maid尚算勉强对应，那么into又对应了什么，显然我们找不到答案。

以上译例表明，汉语拆字很难不打折扣地进行传译，很难用对等的形式表达原语的思想内涵，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定性。

2、语音层(phonological level)

在语音层次上，以语音为表现手段的特殊语言形式，例如，双关语(pun)、字谜(riddle)、头韵(alliteration)、对联(antithetical couplet)、诗歌中的韵律(poetic rhyme)等等，很难翻译为另一种语言。

例如：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正是一场太阳雨后，两岸杨柳摇曳，青翠欲滴，江面水位初涨，平静如镜。少女心情抑郁地漫步在岸边。忽然。一阵悠扬的歌声从江上随风飘来。仔细一听。原来是久无音讯的情郎思恋自己的情歌。东边阳光灿烂西边雨绵绵，原以为是无情实则还有情。）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My-beloved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晴”与“情”的双关很难翻译，译者只有在诗中其他字句上弥补寻找韵律。

3、词汇层(1exical level)

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能够完全对应的词汇数量其实并不多。

例如：

亲家

Relatives by marriage

son's father-in-law／daughter's father-in-law

son's mother-in-law／daughter's mother-in-law

词汇层面的可译性限度常见于负载文化内涵意义的词汇(culture-loaded word)、新造词汇、专业术语等。这些词汇所指称的对象在译语没有相应的事物或概念时，就会出现有限的可译性。

例如：

点心dim sum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n which small portions of a variety of foods, including an assortment of steamed or fried dumplings, are served in succession．) 炒面chow mien(a Chinese food made of meat, vegetables and noodles)

上面的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和现象，无法在译语中找到，也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出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