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写人的特点

《史记》写人的特点
一．全面性
首先是指史记所写的人物面广，全方面反映生活，《左传》《国策》记人侧重政治、军事、外交人物，不重在下层，而《史记》记载方方面面的人物，描绘了一个生动的世界，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贫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倡优，还有农民起义的领袖。

其次是记叙评价人物较为全面、公允，例如《李将军列传》《酷吏列传》。

司马迁蹲过监狱，受过宫刑，他对于封建社会的酷吏严法是深有体味，且深恶痛绝之的。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一口气写了十个酷吏，充分揭露了他们严刑峻法，好杀伐不爱人的罪恶，以及不依律令而专门看着皇帝眼色行事的做法，但是，司马迁尽管对酷吏恨之入骨，可是在文章中，仍然肯定酷吏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方面的作用和一些酷吏廉而不贪的品格。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司马迁能够突破感情的浪潮，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人物的正反两面，是极不简单的。

二．典型性
一部《史记》，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一百多人。

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的达到了一定的典型化的程度。

如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郭解、朱家是游侠的典型；聂政、荆轲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延年是佞幸的典型；淳于髡、优孟是滑稽家的典型；石奋是恭敬小心的官僚典型；叔孙通、公孙弘是阿谀逢迎的典型；张释之、汲黯是刚直官僚的典型；廉颇、韩信是良将的典型；樊哙是勇猛的典型；张良是权谋的典型。

此外如项羽的直率、豪爽，刘邦的狡诈、无赖，吕后的嫉妒、残忍，屈原的耿介孤高，勾践的卧薪尝胆，伍子胥的忍辱报仇，范蠡的功成身退，魏公子的礼贤下士，鲁仲连的见义勇为，李斯的自私自利，等等，也都是很典型的。

另外，司马迁在塑造了许多某一方面的典型人物的同时，还注意写出同类人物的差异之处，而且写谁像谁，没有重复，不见雷同，都是独具风采的“这一个”；如同为帝王，汉高祖的无赖，汉惠帝的软弱，汉文帝的仁厚，汉景帝的刻薄，汉武帝的多欲，写
得各有各的特点；同为谋臣，范增性情暴躁，事不成则好怒，而张良则沉着镇定，虽临大事，却不慌不忙，从容定计，司马迁把两人的面目写得各异。

同为战将，白起直言得祸，疏于自全，王翦却老成持重，善于保身，也写得风姿有别。

如此等等，司马迁一手写来，无不历历在目，纤毫毕现。

《史记》中写得好的人物，其共性与个性都达到了和谐统一。

最典型的莫过于《项羽本纪》中所写的鸿门宴，刘辰翁评曰：“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

“模写”二字用得十分恰当。

所谓“模写”，即作者进入场景，带着目击者的意态以文学之笔写出。

人物坐位的细节描写，惊涛骇浪的氛围渲染，均为写人而设，写史则不需要。

樊哙撞军门，怒目视项王，头发上指，则是运用了夸张的笔法。

尤其难得，司马迁不是用全知叙事的史笔，而运用了明清小说才出现的限制性叙事笔法，所以鸿门宴上的人物对话，切合说话人的身份及个性。

鸿门宴的写法形似小说情节，但绝非虚构的小说之事，它是对真实事件的“模写”，亦即真实的再现。

司马迁展示的人物图画，是高级的艺术摄影，而绝不是构想的油画创作。

因为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都有典型性，所以不少形象已经流传后世，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或封号，甚至被后人当做普通名词，被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如《三国演义》第十回叙曹操与荀彧语，大悦，便说：“此吾之子房也!”第十四回写曹操抚许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哙!”这说明，张良作为智者的典型，樊哙作为良将的典型，已经深深扎根于后人的心中。

先秦的历史散文由于它的重点是在于写事，它的写人是为叙事服务的，所以从人物形象角度要求，一般来说都显得不够丰满，也无法给人以整体感。

像《左传》、《战国策》都写了不少人物，有的甚至还写得比较出色，但是它们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写人物都是零碎的、片断的，因此是不完整的。

司马迁则不同，他以人物为中心，因此很自然地就能够较全面、较完整地来描写人物了，诸如人物的姓名、爵里、出身、家庭、主要行事、思想、性格，以及结局等，在《史记》中都有明确的交代。

如《高祖本纪》详细记述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到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如顺应时代，协和人心，分化敌人，团结内部，知人善任而又驾御有方，刚柔并济，恩威兼施等，都一一做了生动
的描绘，说明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而对于刘邦的造言妖异，自称圣神，表面豁达而内心忌刻，以及晚年的残杀功臣，诛除异己，也作了充分暴露。

洋洋万言的《高祖本纪》，把刘邦的一生作了全面介绍，这样的作品，是《史记》以前不曾见过的。

在司马迁笔下，像项羽，李斯、陈平、萧何、韩信等人的传记，都是首尾完整，内容丰富，形象鲜明的名篇佳作。

按时间顺序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人物的一生，如果不分主次，不论轻重地一古脑儿拉杂写来，会使人物传记变成一本流水账，妨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司马迁的人物传记却避免了这方面的毛病，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写人物时，非常注意选材，注意突出重点，更明确地说，就是注意突出每个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写每一个人物传记时，都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根据这一主题去选择和组织材料，对于那些不利于表现主题、或有损于人物形象完整性的其他史实，则放到与之有关的人物传记中去加以叙述，还有的干脆略而不载。

所以《史记》人物传记又有了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它的集中性。

如《魏公子列传》的中心是突出魏公子的“礼贤下士”、待客以诚和宾客对公子的以死相报，所以有关魏公子个人才能的事情，诸如魏公子曾有一大段很精彩的反对魏王亲秦伐韩的议论，他就把它写到《魏世家》中去了。

至于由于信陵君在接待逃亡的魏相魏齐时的表现犹豫，以致造成魏齐自杀的事，则记载到《范雎传》中去了。

又如司马迁写蔺相如，重点是表现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先公后私的精神品质，而不是写他处理军国事物的一般才干。

因此，他截取了蔺相如一生中最具有传奇色彩、又最能表现人物精神的三个典型事例，即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欢来加以集中的描写；而写“渑池会”则是又把其他政事一概省去，只写了维护国家尊严一事，这就使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格外生动、突出了。

再如李广一生与匈奴进行了大小七十余战，被匈奴称为“飞将军”畏之如虎。

而司马迁只选择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次战斗：一次是李广百余骑猝逢数千敌骑的遭遇战，二是伤重被俘、孤身斗敌的脱险战，三是冲破匈奴四万余骑的突围战，在敌众我寡、紧张惊险的战斗场景的描写中，表现了李广惊人的机智和超人的胆略，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

由于司马迁写人时所选的事例典型而集中，情节描写生动而传神，所以《史记》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作品的主题思想也都是十分鲜明的。

三．悲剧性
司马迁发愤著书，最集中地体现在悲剧性上。

《史记》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共一百二十多人，《史记》篇目有五十七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的。

韩兆琦先生指出：《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是一部悲剧故事集，是十分中肯的。

《史记》中人物大都具有一种悲剧性质，廉颇、李牧、屈原、韩信、李广、荆轲、田光、高渐离、秦始皇、汉高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