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文艺思想研究综述

叶燮文艺思想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叶燮在《原诗》中详细分析了才、胆、识、力四种创作主体所应具备的条件。来自外部的社会巨变与来自内部的“记忆/遗忘”在以上观点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叶燮《原诗》才胆识力记忆遗忘

在清初文论中，叶燮《原诗》篇幅不长，却因其严密的逻辑、细致的分析以及全面的概括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虽在当时此书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但它却给今人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叶燮在《原诗》中使用“才、胆、识、力”来概括文学创作主体所应具备的条件。虽已有学者指出其中存在着缺陷，但叶燮此书所持之论仍然不失其精当。叶燮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当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在“记忆／遗忘”控制之下的时代规训与文学自律。

一.从傅山不工诗说起

十七世纪的中国所呈现出的种种魅力与风采已渐渐凝成道道谜题。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晚明历史本身及“如果这个时代不被打断”的幻想与慨叹。在这样一段奇异的时代，传统文人视野中谨守奉持的诗文在戏曲、小说的光芒中稍显晦暗；现代人则尝试着重新阐释那段历史，着力探讨其种种可能。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傅山在后世学人的视野中，更多地以思想家、书法家、画家、名医形象出现；相对而言，考察分析其诗歌创作及

艺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较少。此现象背后，自有诸如诗稿的保存、刊刻、流传等客观原因。一生的遭际及傅山审美观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青年时期的创作暂且不论，明清易代这一巨变于他似乎没有产生正面影响——“庾信文章老更成”、“诗穷而后工”的古训并未再次应验。易代巨变给他带来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压力：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其他一切都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作为明之遗民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必须在某些“大节”问题上明确坚守自己的立场。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傅山不工诗这一现象与政权变迁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所隐藏着的思想构造与文化内涵。

新编晋剧《傅山进京》[1]将民间流传的傅山仅观民妇头发便可辨症施药的传说移植到了帝王家——普通的孝子一变而成为康熙，患病农妇也升级成为太后。此剧实际正是试图诠释一种由普适性引出的矛盾。治病救人的理念与病人的夷狄身份使傅山深陷两难境地，剧情由此达到一个高潮。细究之下便可发现，治病救人可谓诸种普适性理念或曰“天道”的一种重要表征。不幸的是，传统中国文人对此又极为重视。所以不仅仅是在明清巨变的语境之下，每次鼎革易代之际都会出现遗老遗少之类的人。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代价是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傅山有生之年一直与普适性魔力纠缠在一起：明亡之前有著名的“伏阙讼冤”行动；明亡之后，作为明遗民中的领头人物，又实际参加抗清斗争。支撑起这一切的精神动力，恰恰源自复杂的普适性魔力。

这种魔力主要源自儒家文化及令士人颇为自负的道统传承者身份。很明显，历史与文化“记忆”不断确证着上述观念；但“遗忘”如影随形地令士人忽视了时代差异。有趣的是，源远流长的普适性魔力不仅在中国土地上延续，其于日本、朝鲜也颇有影响。在古典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通常处于臣服中原王朝状态，严守夷夏之辨。但是，“在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以后的朝鲜，大体上已经放弃了对清帝国的认同姿态。”[2]在这种内外夹攻的状态下，有清一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武力自信与文化自卑的漩涡中挣扎，因而入主中原之后的几位帝王对争夺文化统治权颇为着意。康、雍、乾三帝依次递进，文化引导与武力压制并施。“在乾隆三十年的一份谕旨中，乾隆帝对朱熹的夷夏观做出了重新解读，实际上修正了以区域划分族群优劣的观点。他先讲了这样一段话：‘如内中国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顾以中国之人，载中国之事，若司马光、朱子义例森严，亦不过欲辨明正统，未有肆行谩骂者。’”[3]此处的“亦不过”表明这是一种策略层面的解读。乾隆弃朱子之纲目，更加高张自身的判断标准，正凸显出他从内心对朱子甚至整个汉人价值观的拒斥。因而，策略化地掌控儒家经典阐释权仅仅指向政治大一统这一最终目的。无论如何，被时代巨变洪流裹挟着的士人必须彻底交出手中的儒家经典阐释权。傅山在老年时经历此等痛苦远甚于中年时经历的单纯国变——这是一种现实与精神家园的双重沦陷。因此，在新朝中，

“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流浪在异代的苍茫旷野里，在他和黎明之间，隔着的不仅是自然推移的时间，还有坚如磐石的文化壁障。”[4]因而，傅山的审美观与艺术追求在这些重要影响之下发生变化，丑与拙成为他独特的追求。如果说，在书法和绘画领域，此审美追求尚可令傅山取得较高成就，那么在文学创作领域虽已经有韩、孟“险怪”诗风在前，丑拙仍旧难以求得向上一路之渠径。二.叶燮与复数的“记忆/遗忘”

叶燮的人生与傅山稍有不同。甲申国变时，叶燮年仅十七岁；之后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叶燮参加了清王朝组织的科举考试，并在四十多岁时中得进士。通观《已畦文集》，叶燮实比傅山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多重“记忆/遗忘”之中：“余既无所不已矣；而独不已于畦。若曰此予终其身所已处也，其于畦勤勤而不已者，正以见其无不已也云尔。命之曰已畦，殆夏忘其病，冬忘其寒矣。”[5]从叶燮自述其号之深意的这段文字来看，只有使用复数的“记忆/遗忘”才可以更完整地传达其晚年心态。首先，叶燮的前朝之思与生活之困纠缠在一起，这一点与傅山相同；但是傅山于甲申之时已到中年，声名远播，尚可借行医、鬻字来维持生计，叶燮彼时尚无此等能力。其次，叶燮亲身经历了康熙帝对江南士人的多重打压及江南士林精神的日渐坍塌。其中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一例是汤斌抛弃旧志，出仕新朝。汤斌认为“以义论之，身在危疆，委屈担荷，方圆并施，经权互用，总以保固地方，拯救残黎为念。古之君子当此境界，尽有

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过险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宏济时艰。物望愈重，巨任将归此一道也。”[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燮《二弃草堂记》中所记录的罢官归隐之思：“寓目则草堂前一二顽石，既非灵璧宣城，又非尧峰湖石。惟山趾之黄沙、石块，以暇日渐致之。草木皆植四时不花者；花者唯梅桂数本。梅取其空山岁寒不因人热；桂则小山之丛招人隐者。世所艳称牡丹、芍药，绝种也。此外所见者，朝烟暮霭；所闻者，樵子牧竖之讴吟，是耳目所接无不为世所弃者。之数者，虽不敢谓为天地之所弃，而无不可谓为世之所弃也。”[7]叶燮这种深刻的归隐体验也可以反证其短暂出仕的经历与内心理想之间的差异：“明末清初大量的士人出于多种原因出山为官，却又有着铭心刻骨的遗民经历，这种鼎革之际深烙在心底的印记不可能不对其为官风格产生影响。”[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叶燮一生多沉浸于痛苦而矛盾的“记忆/遗忘”中；无论其出仕或隐居都有着合适的理由，也都面临着相应的精神困境。这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也影响到了他的知识形态，令他既重古又无法薄今。可以说，傅山在“记忆/遗忘”中形成了单向度的审美观；叶燮在复数的“记忆/遗忘”与对诗史进行深度观照的复杂互动中建构起了他的创作主体论。

三.才、胆、识、力的“记忆/遗忘”属性

叶燮关于才、胆、识、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原诗·内篇·下》的第四节当中。[9]有论者专门指出这部分内容存在的问题“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