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标准发展史_龙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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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2007级研究生）

摘要：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依据，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都在进行，提出了各种不尽相同的观点。本文回顾了中西方翻译标准的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指出我们不应用一种绝对的、纯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翻译活动。

关键词：翻译标准研究变化发展

1.导论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翻译家们逐渐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如果要研究翻译理论，学者们就必然要考虑翻译标准的问题。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层次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必然会对翻译标准产生不同的看法。正如辜正坤先生所说：“在翻译理论领域，翻译标准问题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论题。可以说翻译者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几乎从一有翻译现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此，这个古老的论题吸引了如此众多的理论家的注意，是不足为奇。”而翻译标准的真正建立，在西方当推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在中国则属严复的“信、达、雅”（姜治文，文军，2000：6）。本文从不同阶段来回顾中西翻译标准的发展。

2.中国翻译标准演变过程

2.1中国古代的翻译标准

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围绕佛经翻译的，讨论的中心是“文质之争”，强调的是译文的美学标准。最早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是东晋的高僧道安，他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此后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唐朝，玄奘认为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并提出了“五种不翻”的论述。玄奘的“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即不翻之翻。他具体提出了五种情况不翻，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陈福康，2006：34）。

2.2中国近代的翻译标准

鸦片战争以后、五四运动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是以“救亡和启蒙”为目的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佛经翻译衰落，西学（特别是科技）东渐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翻译理论。就翻译标准而言，不得不提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和严复的“信、达、雅”三标准。马建忠认为：“……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意，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陈福康，2006：90）”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了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三标准，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把这三字列为“译事楷模”。这一理论体现了中国人重悟性思维、善于归纳推理、喜好暗示含蓄等特点（王军，2007：117）。严复对于“信”与“达”的关系论述得比较清楚，但他有关于“雅”的表述则引起后人很多不同的意见和非议。

2.3中国现代的翻译标准

民国时期，我国译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文学大家兼翻译名家为翻译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有很多。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的一派提出了“宁错务顺”的标准，而以鲁迅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应该是“宁信不顺”，主张尽量忠实于原文。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陈福康，2006：299）”他主张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在不能信顺兼顾时，“宁信而不顺”。

瞿秋白既不认同赵景深“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的说法，也不赞成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原则。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白话，就不存在“顺”和“信”的问题。这种观点未免有点过于简单，但是他强调“信”和“顺”不应该对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2.4中国当代翻译标准

在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都得到了更深更广的发展，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也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茅盾认为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对于文学翻译则还很不够，而是“应该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时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地得

中西翻译标准发展史

龙珣王菲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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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75）。

标准摆脱了拘泥于对内容、形式要求的“信达”、“信顺”的束缚，从而达到了有关“精神”、“风格”的最高境界。钱钟书提出的“化境说”则与傅雷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陈福康，2006：418）”这一标准既对译文的艺术内容提出了要求，又对译文的语文形式提出了要求。张今则对文学翻译提出了“真善美”的翻译标准。“真”是指翻译的真实性原则，“善”是指思想性原则，而“美”则是指艺术性原则。这三者相互包容不能分开，形成辩证的统一体，这一标准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权威之说。

3.西方翻译标准综述

西方翻译界似乎从未停止过对翻译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他对翻译理论问题的阐述，主要反映在他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两步著作中。他所提出的“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即没有创造性和具有创造性的翻译，确定了翻译中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之先河（方梦之，2007：374）。自此之后，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忠实与不忠实、精确与不精确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

16世纪马丁·路德认为，译文必须晓畅易懂，而在翻译中应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他根据这一原则翻译出来的《圣经》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

18世纪泰特勒提出全面系统的翻译理论，他的《论翻译的原著》是西方第一部关于翻译理论的专著。在书中，他提出了翻译的三大原则：（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方梦之，2007：71）泰特勒第一次提出了同等效果原则，这一原则对后来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翻译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范仲英，1997：111）。

到了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又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出现了西方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他提出了“动态对等”的观点，认为翻译应该是最接近原文的、最自然的信息对等。等效论强调忠实于原文作用或效果，而非其字面意义。甚至可以说，假如原文的读者反映不好，译文的读者反映也必须不好，才算符合等效原则。为了追求等效，奈达赞同一定程度的归化（张南峰，1999：46）。

英国的卡特福德提出了“等值翻译”理论，认为所谓分，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是描述翻译等值的本质，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

4.结语

纵观中西方对翻译标准的界定，虽然说法不一，但本质上都是在力求使译作达到忠实原文，译文流畅，具有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这说明翻译的原则性标准是不变的，只是因为时代的发展，所以达到这些标准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中。我们在面对如此多的标准时，不应抱着一条标准不放，因为反观上面对古今中外翻译理论家对翻译标准的阐述，虽然都有其科学性，但是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例如，按照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林纾的拟作不算翻译，但是事实上林纾160多部作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而鲁迅先生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使其“保持异国情调”、忠实介绍原文的初衷大打折扣。（刘也玲，2004：96）这就证明在翻译实践中，不会有一个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当然，没有绝对标准，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标准，翻译标准是多元化的，在承认翻译标准多元化的前提下我们再提出最低标准，即不是让译者必须达到怎样的要求，而是引导译者怎么去做。（吕俊，2002：44）如果一定要提出什么所谓的标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看：（1）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2）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3）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这三条分别是客观的外部世界、读者与译者的主题参与和文本世界的综合考虑，它们彼此相联系而各有不同。（吕俊，2001：42，45）作为翻译活动只能以这三者为参照，而不能以绝对的、纯客观的、完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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