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六书与各种三书说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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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传统六书与各种三书说的优劣
西北大学张艳芳
<一> 六书说
古人把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结论,而决不是古人依照这六种法则来创造文字的。
"六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没有对"六书"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在这本书的"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应该是),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这六种造字方法的特点,可以简介如下:
1.象形用简单的线条描摹客观事物的形状,使人一看就能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比如:
人(甲骨文)月(金文)
2.指事用一种特殊性符号,标记某一客观事物和表示某一概念,这种标记符号或是加在独体象形字的某个部位,或是加在代表某种事物符号的特殊位置。比如:上(甲骨文)"上"字下面的一长横代表水平线,上面的一短横是指示性符号,表示位置在水平线以上这样一个概念。
本(小篆)"本"字是在象形的"木"字之下加一个指示性的小横,表示树根。
3.会意把意义可以相互配合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象形字或指事字结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比如:
从(甲骨文)两个人形组合在一起,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后面,表示跟从。
相(甲骨文)左边是一棵树的象形,右边是一只眼睛的象形,二者组合后,表示用眼睛观察树木。因此"相"的本义是"仔细察看"。
4.形声用一个字作形旁,表示意义类别,用另一个字作声旁,表示读音。两者结合成为一个形声字。比如:
河。左边是" (水)",作形旁,表示与水有关;右边是"可",作声旁,表示读音。
谋。左边是" (言)",作形旁,表示与语言有关;右边是"某",作声旁,表示读音。
5.转注指同一部首的字可以互训(互相解释)。比如《说文解字》:"老,考也。"
6.假借借用已有的字,表示同音而不同义的字。比如,借当小麦讲的"来"作来往的"来",借当毛皮讲的"求"作请求的"求"。
许多文字学者认为,只有前面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后面的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
古人把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是古代学者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归纳而出的字体分类,而决不是古人依照这六种法则来创造文字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具体地为“六书”下了定义,举了字例。后来,经过历代文字学家的总结补充修正,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人们称之为“六书说”。
六书说贡献与局限
“六书”是汉代人根据对小篆的形体分析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六条造字原则和具体的造字方法。“六书”是以小篆为对象分析总结出来的,由于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象形象意性,所以,虽然不少古文字用“六书”涵盖不了,但大部分古文字还可以用“六书”的方法分析。“六书说”抓住汉字“表意”这个根本特征,基本上反映了汉字构造方式的客观实际,对通过字形的分析来理解本义,对把握字义的演变线索,对创造新字,都有重大意义.可以说,“六书说”为中国文字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古文字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
第一,六书是分析近古文字亦即小篆的结果,它既不能全部解释古文字,也不能全部解释今文字。
第二,“六书说”不够明确,历代的理解虽说大体相近,但也有不少歧异之处。任何一个汉字的结构都不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结构类型。至于转注和假借,则是表明了汉字与汉字之间的关系,它们并没有造出新字,因而是一种用字法。“四体二用说”是清代学者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首倡的,这种学说,承认“六书”中的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为字体构造的法则,而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而非“造字之法”。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影响极大,尽管仍有异议,但事实上已为大多学者所接受。“四体二用说”在传统语言学中,对破除望形生训的陋习,引导人们因音求义,透过字去把握词,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就文字结构理论而论,“四体二用说”并设有什么新的建树。
深入研究许慎六书说的原意,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六书说从本质上讲是总结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论,阐述了六类汉字的形义关系。六书说产生后,它对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和创造新汉字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班固称之为“造字之本”(造字的依据),有人称之为六种造字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错,但只触及了六书说的功用并没有揭示出六书说的本质。《周礼•保氏》、《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都记载六书是保氏教国子的教学内容之一,而许慎更明言:“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因教学对象要决定教学内容,儿童启蒙不能未识字就先教造字法,只能先教识字,故许慎所言六书,只可能是六种字,六种形义关系不同的字,不可能是六种造字方法。戴震提出“四体二用”说,持此说者以为,六书是战国以来人们分析、总结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讲造字法,转注和假借二书讲用字法。要知道对事物进行分类,每次只能根据同一标准,不同类者不可为比,这是一般常识,古人既以“六”统“书”,便可知此“书”字在“六书”一词中只能有一种含义,不能既当造字法又当用字法讲,因此传统六书说从本质上讲决不可能是造字法和用字法的混合,“四体二用”说不是对传统六书说的误解,就是对传统六书说的修正。
汉字发展史表明,最早产生的汉字是独体的象形字和指事字。由于复杂的人事、物体的名称、动作状态以及很多抽象的事物要一一画出或简单地用抽象符号标志出来,既不可能也不胜其烦,便有了凭借声音的相同或极为相似以用代造,数义一字的假借字产生。但是假借义一多,就难以准确达义,区别性能就差,于是利用已有独体字作形符的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