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论《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在中国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大都市的空前畸形繁荣,都市通俗小说也在近代奇迹般地活跃起来,派别林立,种类繁多,形成了热闹的场面。

近代小说中,近代都市通俗小说得到繁荣发展。

而都市和都市女性构成了都市小说的两大景观，小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描写突出表现了当时的社会观和女性观。

钱钟书的《围城》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它集中而深刻地刻划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从而反映了深广的社会文化内容。

作者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全无雷同之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形态性格,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这三个在主人公方鸿渐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各有其特征。

但是作者并不是仅仅从人写人,他写出了每个人性格形成的根源,并把形成每个人特征的文化挖掘了出来。

作者以婚姻态度为出发点,对每个女性进行了阐释,这些新女性虽然形式上似乎是新的,但本质上还是摆脱不了传统男婚女嫁的观念,还是充当了传统婚姻的一分子。

关键词：都市小说《围城》女性社会
三、四十年代，都市小说达到巅峰，都市和都市中的女性构成了都市小说的两大景观，与分散、单一、封闭、静止的农业文明相比，现代都市以其自身的多样性、开放性、多元性、丰富性等特征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现代都市文化直接影响了都市人的价值观、生存观，都市女性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转变。

与传统女性相比，都市女性所背负的传统文化负累相对要少，例如、贞操观的淡漠、对女性作为主体性身体欲望的肯定、都市商业文明下的重物质、重实利的价值观使都市女性意识到只有抓住金钱、过好当下的生活才是人生第一要事。

在三十年代的都市作品中，都市女性对物质的追求体现为洋场女性以虚假的情爱和性爱游戏来获取男人的金钱，把男人作为她们获取物质的工具。

在四十年代都市小说中，在市民社会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封建宗法体制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其实已面临崩溃、解体局面，市民社会新的价值准则正在形成之中当市民的实惠价值观日益凌驾于其它价值观之上时，都市女性利用宗法制的固有秩序和市民生活的实惠原则为自身谋利益的机会也随之到来，她们没有从宗法制层面上与她所隶属的男人确立其认同关系，而是以婚姻为手段来获取男人的金钱以实现其经济安全的目的。

都市女性对自身身体欲望的肯定以及把男人作为物质替代的思维模式，客观上弱化了传统宗法制格局中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都市女性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足品格，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都市女性对宗法制男主女附角色身份的冲破。

《围城》中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是《围城》中女性围捕的主要目标，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幼稚可笑，在爱情婚姻方面，不但被鲍小姐围捕引诱后抛弃，而且被苏文纨围捕羁縻后报复，最后还被孙柔嘉围捕诓骗后驾驭。

而这些使他饱受感情折磨的女性形象隐于文本的来龙去脉、人生流转间的巧语笑嫣，可谓层峦叠嶂、径幽路险。

首先我们来看看鲍小姐是如何围捕引诱方鸿渐，又是如何轻描淡写地抛弃他的。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在法国邮船上，鲍小姐黑甜似半融朱古力，秀色可餐，如勾引浮士德卖身求知的魔鬼勾引围捕方鸿渐，使方鸿渐船上吃亏，自叹“女人是最可怕的”。

鲍小姐留学西洋，洋墨水喝了多少尚且不
知，带回来自由放荡、不守妇道的德性。

在“一夜情”后，鲍小姐迅急抛弃了方鸿渐，调整心理，做好上岸后见未婚夫的准备：“鲍小姐睡了一天才起床，虽和方鸿渐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

”她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只能说明她对男权社会战战兢兢，惟恐引起以“未婚夫”为代表的象征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半点不满。

鲍小姐被塑造为当时女性解放即为“性解放”的代表，一个有着西方文化而又即时行乐、自由放荡、不守妇道的女性形象，而方鸿渐则成了她生活中众多男人中的一个稍纵即逝的过客。

在作品中作者对这一形象的描绘是丑化的。

苏文纨是《围城》中围捕方鸿渐不成功的一个女性形象。

她追求爱情的方式也是主动型的，而《围城》则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苏文纨式主动型的不守传统妇道的女性丑角化，使她们失去悲剧人物的崇高感。

即使是她们的人生伤痛，也因此残酷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失去让人同情、理解的价值。

《围城》中每当对苏文纨的言行进行一次符合女性心理的合度刻画之后，总是让方鸿渐从旁悄悄来一番否定性的心理独白，使得苏文纨动中有度的爱情举动在男性视阈的无情审视之下显出自作多情的滑稽相来，成为叙述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暗中共同嘲笑的对象，把女性爱情失败的生命伤痛界定为咎由自取、甚至还是使男人产生心理负担的不应该的行为，使之完全失去了被悲悯、同情的价值，而成为喜剧嘲讽的对象。

但男性人物方鸿渐误导苏文纨的种种爱意表达，尽管确实是方鸿渐准确理解苏文纨的爱情之后有意作出的迎合，也完全免于接受道德审视，在价值上被评判为是一种善良的、易受制于女人的弱点，既在叙事上承担着误导女性使之淋漓尽致地出丑的功能，又在价值指向上产生嫁祸于女性的作用、成功地把男性不能把握自己的弱点归咎于主动爱上男性的女子。

小说中，虽然苏文纨早就对方鸿渐有意，但两人的爱情纠葛显然始于鲍小姐香港上岸后，到上海后，两人的爱情纠葛得以延续，显然也是源于方鸿渐伤春之际把苏文纨当作普遍异性符码的情感排遣需求。

两人的爱情纠葛磕磕碰碰，终能发展到高潮，更与方鸿渐月下虚假的欲望表白分不开。

然而，在《围城》的男性立场叙事中，方鸿渐在精神寂寞的时候姑且把对自己暗含爱情的女性当作即时的精神消费品是无辜的，男性在没有爱的情况下随便向女性暗示爱情是无辜的，而暗怀热烈爱情的女性，由于被男性当作即时的精神消费品但又没有得到爱情、没有得到婚姻，反而显得可羞可耻，成为隐含作者嘲笑的对象。

这样，被方鸿渐不负责任行为所误导的女性苏文纨，其爱情冲动与爱情伤痛，在《围城》中并没有被放在女性的生命本位上加以掂量、评价。

得不到男性世界认领的女性恋情，在钱钟书的眼中就成了应该“撕破给人看”的“无价值”的东西。

这样，一个女人受男性有意误导的、悲剧因素大于喜剧因素的爱情失败，就被钱钟书从男性本位的立场出发，作了完全喜剧化的处理后成了冷嘲的对象。

从中可见作家审度苏文纨爱情举动的价值尺度：一是看它能否契合男性需求，也就是说看它能否被男性认领；二是看它是否符合压抑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男权道德准则。

而孙柔嘉则是《围城》中对方鸿渐围捕成功的一个女性形象。

她对方鸿渐的爱情早就“有了心事”、有了围捕的策略，一旦围捕成功便要驾驭他。

《围城》中先是大段大段地写她的柔弱与胆怯。

孙柔嘉那样一副柔弱、天真、温顺的外表，实则是驯服男人的手腕之一。

她深谙男子对女性的癖好，把自己扮演得楚楚可怜。

她以退为进掩盖专横、善妒、自私、刻薄的真面孔，其成为男性附属品的过程这样用心良苦，可以看出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
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

一朝订婚，鸿渐便“仿佛有了个女主人”，开始佩服她的驯服技巧。

待到辛楣唤醒他朦胧的警觉时，他已身陷“围城”，再不能“称心傻干”任何事了。

孙柔嘉虽教过英文，却并不妨碍她在日常生活领域守护传统钳制异议，成为囚禁丈夫精神的樊笼。

她那种从“羞缩缄默”外表下渐露的“专横与善妒”个性，正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

孙柔嘉企图以控制丈夫来求得女性生存保障，方鸿渐又希冀得到自由与安宁，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早就暗藏着孙柔嘉苦心经营的婚姻终将走向破裂的必然逻辑。

孙柔嘉以自己的爱情去暗中期待方鸿渐的爱情共鸣，“千方百计”、“费煞苦心”去谋得方鸿渐这样一个丈夫的爱情追求，孙柔嘉的爱情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一种真挚情意、女性的爱情追求不过是要与男性携手共度人生，表达了女性在爱情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主体性地位的现代性爱伦理观念。

实际上，她在主动追求爱情上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制造各种机会把自己的情感暗示给方鸿渐，并想方设法促使方鸿渐向自己表白爱情。

至少在面上，她还是要把追求异性的权利留给男人，而竭力保持女性被动、矜持的形象。

尽管如此“费煞苦心”地使自己合理的爱情追求隐秘化，像孙柔嘉型的女性终究没有赢得“好女人”的声誉。

如果孙柔嘉果真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的女性，她何以独独会爱上方鸿渐这样一个不仅毫无心计、连基本的生存应付能力都欠缺、倒是充满了机智的幽默感、且心软善良的“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男人呢？何以自始至终都能坚持“我本来也不要你养活”的女性自主性呢？虽然孙柔嘉在方鸿渐讲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这些人生哲理的时候，忍不住哈欠，体现出思维、兴趣的有限性，但文本在孙柔嘉与方家二奶奶、三奶奶这两位只会在“围城”内外搞家庭斗争的妯娌的对比中，在与认定“女人的责任是管家”的方老先生、方老太太的对比中，分明已经从叙事层面确立了孙柔嘉自主谋事、独立承担人生的现代女性品格，使她从根本上区别于在家庭小圈子内斤斤计较的依附型女性。

其实，即便是最让孙柔嘉显得琐屑凡庸的种种夫妻口角，也不过是婚姻中日常人生的常态之一，并非是由于孙柔嘉独具小女人庸俗品格才带累了并不庸俗的大男人方鸿渐。

这种琐屑凡庸，正是人必然要坠入的一种生存境地，而不是女人独有、男人原本可以超越的处境、品格。

也正因为如此，《围城》关于人生“围城”困境的现代主义命题才显得深刻且更具有普遍性。

《围城》对孙柔嘉的态度说明男权叙事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叙事内外的点评把“有心事”的主动型女性妖魔化，使她们在男性视野中成为不可理喻、带着危险性的异类，显得可怖可恨。

这样，现代男性文本又再一次确认了女性以被动为荣、主动为耻的传统女奴道德原则，背弃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

《围城》中方鸿渐所遇诸多女性，她们无法把握国事，就只好因袭传统围困男人，以进入婚姻“金丝笼”为人生归宿，求得暂时的安宁与解脱。

她们在女性解放思想的困惑里陷入一种尴尬处境：她们兼修中西文化，有些许现代意识，为追求人格价值体现与理想生活境界，挤入男性社会刻意巧画人生，率先尝到了女性解放过程中的辛酸苦辣；同时，她们融通古今，深知天经地义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之根深蒂固，因而迫于现实又无力摆脱沦为父权宗法制度牺牲品的命运。

在爱情追求上都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这在当时是让男性感到极其不舒服的，因此它被丑化了，这种立场在现当代男性文本中仍然比比皆是。

中国现当代男性叙事文学设置了重重男权罗网，使试图超越传统“敬顺”、“曲从”女奴道德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女性被表述为面目可憎的恶女人。

这一叙事成果在有限度地完成女性人性的现代
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表达了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与恐惧，体现了他们压制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中心思维，表现了现代男性作家对传统男权集体无意识的继承。

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中国现代男作家对解放妇女精神的现代文化观念的背叛，也说明了在性别意识领域方面实现人性观念现代化的艰难。

这种二律悖反的处境，使当时中国女性解放只能是暗流涌动而无法成为主潮，最终消失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