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铃型 橄榄型 社会结构

社会形态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橄榄形结构，及中产阶级占整个国家全部人口的70%以上，而富人和穷人只占少数，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就是橄榄形的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比较稳固，大家都知道橄榄球无论怎么摔，都能够保持外形不变，当然轻易也不会被摔碎。

还有一种社会结构叫做哑铃型社会。

这种形态中产阶级占少数，而富人和穷人却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穷人的比例最大。

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外型和哑铃完全一致。

哑铃虽然是强身健体的好武器，但是由于中间太过于细小，所以摔起来很容易断裂，这就是为什么橄榄球不做成哑铃的重要原因。

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可以称作为“准哑铃型结构。

”改革开发商30多年来，貌似产生了大量的白领阶层，号称过着无忧无虑的小资情调生活，但实质上白领比蚂蚁还脆弱。

在高房价的淫威下，白领们一个一个的被消灭，最终沦落为房奴。

号称为“社会中坚、精英阶层”的白领沦落为新时代的穷人，导致穷人的队伍异常庞大。

相比穷人数量的增加，富人的数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在官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年代，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电信、能源以及房地产是加速财富分化的最有力武器，直接导致的结果是，0.7%的富裕阶层掌握了整个国家70%的财富，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据。

要知道中国的GDP可是世界第三，如此庞大的总量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如果照此发展趋势，世界富人排行榜上前20一定全是中国人，对于这一点，和房价下跌相比，我永远充满信心。

对于穷人来说，穷其三代人和数个家庭的财富也买不起一套房，即使付得起首付，也还要做数10年的房奴，去偿还银行的房贷；而对于富人和官员阶层来说，依靠垄断国家资源和权钱交易，谋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因此买套房完全是小菜一碟的事情。

当山西煤老板在全国一线城市一买房就是一个单元甚至整栋楼，今日媒体报道的一贪官案发后，从其家中查抄除10多本房产证就是最好的证明。

由于独有的二元土地供应体系，商品房的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集体土地除了农民宅基地之外，其他的不容许流通成为建设用地，因此我国的土地稀缺性非常明显。

而有限的资源，却成为少数富人的投资游戏，普通人只能永远靠边站，当然要想参与进来，付出的代价和富人就不可以同日而语。

所以在当前的楼市，存在一个明显悖论，那就是80%的人高喊房价太高，买不起房，但楼市却如日中天，开发商从来就不愁没有人买房。

所以地产“大嘴”任志强的一番话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开发商只为富人盖房子，穷人的房子我们解决不了。

这话虽然刺耳，但绝对是实情。

毕竟只要当前的体制不变，富人和官僚阶层不断壮大，依靠这部分人的房地产消费就足以让楼市繁荣昌盛，把房价进一步推高。

这也是为什么开发商不把普通消费者放在眼里的最真实原因。

任何一家开发公司都是经济动物，在考虑商品房定价时只考虑经济效益，而不会考虑民众的承受力，开发商是不讲道德的。

随着房价的进一步上涨，中国的社会结构将从目前的“哑铃型”结构继续转化“葫芦型”结构，及穷人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中产阶层将彻底消失，富人和穷人比例为80%：20%。

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变成西方的拉美，贫富差距增大到极限。

这也许就是为了提高GDP，盲目推高房价的最大恶果。

1999年，在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国有企业
三年脱困的政策。

面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国际国内曾经有不少人唱衰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
到底怎么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赵海均先生，根据当时的实际，写出了《什么在
左右中国经济》一书。

这本书由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作序，书中的不少观点立刻引起国
内经济学界的关注。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是因为没有充分认
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因此，他就当时中国社会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
见解。

譬如投资拉动问题、消费问题、收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大家后来热议的区划
调整问题。

他最先提出了“橄榄型”社会的概念。

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共同
贫困”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

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
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
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当时，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状况是一种“金字塔”形的。

赵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
是一种“倒陀螺型”社会，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构。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国民收入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高居顶尖的少数人占据着大量的财富。

但是与发达国家收入
的“量级”不同，少数富有者中间的大部分占有着很多不良资产，因此超高收入和高收入者
约占国民的20%—30%。

而中低收入者和贫困居民没有多大差别，可以看成是同一类，占居
中国居民的绝大多数，约70%—80%。

因此，其结构形状像一个“倒陀螺”型，上圆锥形，
下圆柱形，两层级的。

赵海均进而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一种稳定的或趋近稳定的状态，其市场机制、产业结构、
生产消费均处于这种状况，从而人们的收入也比较稳定，由于不同收入结构的形成，进而社
会各阶层也就形成。

在这种稳定状态下，以收入来划分的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是一种“橄榄”形状，中间大、两头小。

它是稳定状态下的合理（或者说是科学的）的结构。

大致可分为五层：一是超高收入阶层；二是高收入阶层；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四是低收入阶层；五是“贫困阶层”。

五大收入层级，构成了一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不仅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

赵海均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合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

因此，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府的政策就应该促使其形成合理结构的收入阶层。

在“转轨时期”：经济不断增长，价格适时上涨，收入不断提高。

这应是一条看似简单而实际又是重要的法则！
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赵先生还针对当时的国有企业整体塌陷，经济处于困境中的情况提出了“点启动”理论和“梯级发展”理论。

按照梯级发展，中国应该是在中部选择启动点。

为此，中国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不敢出版此书，并专门邀请赵海均先生到北京修改书稿，因为当时中央刚提出要进行西部大开发，征得赵海均的同意，书稿中“中国应该在中部选择启动点”改写为“中西部”地区才得以出版。

另外书中还提出了消费量级以及区域规划等一系列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其中在区域规划中，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扁平化管理，缩省设州，把中国变成50到55个州。

同样一些观点做了比较隐晦的处理。

赵海均的许多观点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和独到的地方。

对此百忙中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家董辅礽先生看到书稿后，欣然为《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作序。

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中国经济时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还就此专门与采访赵先生进行了座谈。

2001年以后，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后来被媒体采用。

不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开始认同“橄榄型”社会。

[1]
从全球视域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辉煌。

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

一个社会的理想类型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们必须默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所谓人间的富穷都必然相对地存在，而正是人际效用比较所体现出的正常差异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这种“差异”并非无限度地拉大，也并非一定要制造出两个对立的阶级才会推动历史的进步，那种过分的贫富分化所造成的事实和教训在历史上已经不无领教。

假如仍然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状态之中，那么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肯定会加剧“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并存促推式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于国于民于生产力都极为不利，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愿意重蹈的覆辙。

“哑铃型”结构无疑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结构模式。

[2]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通过社会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

当前，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排斥性体制，已经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

低收入者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问题，就是底层被“锁定”的现实例证。

其二，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

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

其三，通过公民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

良好的公民社会是抵制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力量。

因此，要想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需要充分发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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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不稳定。

众所周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

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他们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中产阶层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相比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

比如当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就是明证，这也是诱发社会泄愤等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助燃剂”。

更具危险地是，中国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底层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在动态下沉，造成人心不稳。

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绝对贫困人口增加。

而是指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层的人数是在不断增加的。

这一点有些社会学家不承认。

但你不能认为有电视看，有手机用，就比几百年前的皇帝过得还牛？底层增加的判断标准不是说他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电视看了，而是他缺乏了原来作为中产阶层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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