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淮河的中枢

治理淮河的中枢

19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是新中国开始恢复经济，全面建设的第一个年份，面对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中国共产党首先把经济发展的源头瞄向了广袤的土地。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区土地制度改革。淮河流域和全国各解放区一道开始启动土改这一伟大工作。

共和国决策治淮

1950年6月下旬，淮河流域发生普遍而连续的暴雨，共和国遭遇首场洪水。据1950年8月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第21次行政会议上，华东水利部部长冷?y在汇报中的统计，当时“灾民约九百九十八万人，其中断粮户五百八十一万人，无烧、无食、无住者一百零九万人均须急救。现怀远以上一片汪洋，数十里不见边际。今年大水早而且猛，中晚秋才出幼苗全被淹死，人民逃避不及，房屋倒塌，生活资料尽行损失。灾区之广，灾情之重，为百来年所仅见。”

洪水发生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及皖北行署即采取一连串紧急措施。华东军政委员会于7月7日至10日，连续接到皖北水灾的电报，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灾情，7月11日，华

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副主席曾山决定成立皖北淮河灾区视察团，由农林、财政、民政、水利、卫生五部共同组织，并即拨发急救粮与种子粮各一千万斤，派郑抱真副主任带船前往灾区抢救。华东财经委员会11日又责成华东水利、农林、财政、民政、卫生各部组成皖北视察委员会，由刘宠光、汪胡桢两位副部长领导，携粮二千万斤前往协助防汛抢救工作，并于14日会同皖北行署在蚌埠召开防汛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出发视察，一组随刘宠光前往阜阳，一组随汪胡桢赶往宿县。18日，中央水利部派计划委员会主任兼规划司司长须恺等前往淮河视察协助。中央人民政府在7月15日由内务部、农业部、贸易部、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联合电告平原、河北等省，要求他们协助皖北代购晚秋种子，同时组织中央灾区慰问团，在团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等带领下，携带药品，于8月10日到达蚌埠，然后沿淮河到河南慰问。

7月30日，皖北区党委在合肥召开生产救灾紧急会议，沿淮各专署负责人、行署直属机关干部参加会议，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专程从上海赶到合肥参加会议，正在皖北巡视的中央水利部须恺、华东水利部的刘宠光、汪胡桢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进一步治理淮河，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中共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在会上提出生产自救的方针：着重抢救灾民，及时排水补苗，抢种晚秋作物；结合救灾治淮，

以工代赈，救济灾民；组织灾民开展有产销条件的副业生产。曾山在会议上强调：“摆在皖北区党政军面前的两大任务是：救灾与治水。这两大任务应成为皖北人民政府及全体人民的主要中心工作。”

8月8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第22次行政会议，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在会上报告了皖北的灾情，曾山在会上深情地对与会者说：为了救济皖北灾胞，就是增加一些负担也应在所不惜，这不但可以帮助皖北减少困难，而且可以鼓舞皖北干部与人民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曾山号召各地人民尽力支援淮河受灾的群众。

7月20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淮河大水受灾情况的紧急电报送到了毛泽东主席面前，他看完后当即在电报上批示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7月22日，周恩来就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工程问题。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尽可能于较短期间治好淮河，早日解除沿淮人民痛苦，并责成华东军政委员会和水利部于8月底作出初步计划，送中央研究实施的具体步骤。

治理淮河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全流域统一治理。1950年8月3日，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向周恩来、董必武致电：

“治淮一定要豫皖苏三省同时进行。河南搞好则皖北不利。皖北搞好，则对苏北不利，以目前说则以皖北最不利，淮河关节在皖北。”淮河治理涉及淮河上中下游的协调工作。

1950年8月25日，治淮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水利部，华东、中南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以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等有关部门领导40多人参加了这次专题会议。中央水利部傅作义部长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3次到会听取汇报，会议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及1951年应办工程进行反复研讨，为政务院发布治淮决定做了充分准备。

当时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具体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还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审阅这份华东军政委员会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报告时，对其中提出的第三项意见引起了关注。意见说：“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其他物资

条件准备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影响很大。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毛泽东主席对此十分重视。他经过认真思考，作出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治淮会议延期对毛泽东的批示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落实。会议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和豫皖苏三省互相配合、互相照顾，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共保的治淮原则，研究了治淮工程的实施计划，并且拟订了1951年应该办的工程，形成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的基本意见。9月11日，治淮会议结束后，政务院立即用电报把中央治淮决定传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然后再传达到农村的党支部。

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的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给周恩来、董必武、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中提出，皖北的灾民积极拥护党中央早日开展治淮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看完这份报告之后，于9月21日晚，当即把这份报告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9月22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