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与中国城市的比较

西欧与中国城市的比较.txt台湾一日不收复，我一日不过4级！如果太阳不出来了，我就不去上班了；如果出来了，我就继续睡觉！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1、城市起源不同。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
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
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
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①〕这
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
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如法国巴黎以
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
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
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
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
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
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
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
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
，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
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
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
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
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
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
等。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
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
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
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
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
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

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
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奴隶制
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
荣了。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齐国都城临淄已发
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
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
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
长。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到两宋
、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
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
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清的闭
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
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
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
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
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边防有专门军事城
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
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
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
“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
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
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
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
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
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

奴、手工
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
一个生产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
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
自己的同业行会。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
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在西欧，“中世
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
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
备学校”〔⑧〕。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
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
业者处于附属地位。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
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
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
发展成为工、商业区。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
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
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中
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
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义
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所以
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
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
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
要回乡置产务农。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习
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城乡间没有严格的
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
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
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
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

葬中古封建主的
墓场。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
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
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
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
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
，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
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新领主
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
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
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这一运动
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
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
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
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
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
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
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
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
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
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
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
制国家。（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
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
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
，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
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

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
出，生起来的”〔①④〕。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
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如西汉
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
通得其所欲。”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
活跃。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
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
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
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
、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
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①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
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
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武帝时，随着整个经济
的复苏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兴旺，汉统治者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大张挞伐
了，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诸如盐铁官卖、平准均输等。加之统
治阶级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经济破坏，社会动乱。历代如是周而复始，严重地
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城市里富商大贾的发展，既然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政治
上乃与封建权势相结托，在经济上则把剩余资本转向购置田宅，成为商人地主。
他们并无自治权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经
营和生活，人少力单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官营手工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
的仆役罢了，相互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的性质与西欧是不同的，中国真正的大
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⑧〕
但历史仍然是发展的，不过太缓慢了，16世纪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欧。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
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
领主的

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各级领
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中国的土地制度，
虽然名义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际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
初期，有过一段领主土地制，但为时短暂。战国秦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⑨〕，从此很快过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虽然也有过荫封、皇庄，但比重不大。另外在历代也有限
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实施，但效果不佳，为时也是短暂
的。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变化较频繁，那里不仅有大地主，而且还有
中、小地主和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2、西欧与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造成阶
级对立和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欧通过采邑分封、特恩制，建
立起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割据一方，俨然似一个独立王国，中央集权制
出现的较晚，领主们相互纷争比较突出。领主管辖下的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
，世代相因没有人身迁徙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并随着封建领主的封建割据的形
成而日益恶化。他们又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利用领主间相互矛盾而逃离，开创
新的活动场所，逐渐形成城市。城市成为农奴解放栖身之所、农奴制的对立物。
到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茁壮成长起来。中国进入封
建社会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统
治阶级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上升到公
卿贵族地位上来。另外在土地继承上又是分户析产，统治阶级不象西欧那样日益
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断地充实强化，使他们得以布成罗网，从中央到地方联合
一气共同统治剥削广大农民。破产农民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即令进入城市，也是
从一个罗网进入另一罗网，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农村经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
商品经济的助力，发展缓慢，手工业与农业结合比较牢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
难以形成。
3、西欧与中国政治结构不同。虽然都是地主阶段专政，但形式和内容都有
所不同。西欧随着社会发展，王权与市民曾结成政治联盟，在十三、十四世纪英
、法出现了等级君主制，直到“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②⑩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爆发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城市与王权联盟
，中古时期也根本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农民阶

级虽然有过前仆后继的大规模起义
，但因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欧基督教会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支柱，教权
往往大于王权，教权与王权之争相互削弱，西欧城市往往在它们的矛盾的裂缝中
产生、发展。十字军东侵从11到13世纪延续了好几百年，给波及到的东西方
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在这场动乱剧变中，大部分封建骑士消失了，部分农奴乘势
逃到了城市。十字军东侵又使西欧封建主变得更加贪婪奢侈，从而对城市日益依
赖，剥削方式转为货币地租，又收取大量赎金，让交起赎金的农奴获得自由，客
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各
地区与国家间曾有过四通八达的商路，当生产复苏后有利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兴
和发展。中国的宗教是皇权的附属物。中国的土地辽阔，四邻封闭，有了天灾人
祸，农民往往逃到边远的宽乡，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对于城市没有多大兴
趣，因为城市是反动的中心，他们视为畏途，又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中心，他们难
以久居。对城市他们不象西欧那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对我有帮助
5回答时间：2010-7-2 21:46 | 我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