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实等效看_长干行_庞德英译本的得与失_杨巍

第12卷第2

期学术版

从忠实等效看《长干行》庞德英译本的得与失

杨巍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永川402160）

摘要：自从问世以来，庞德的《长干行》英译本“The Ｒ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在西方大受欢迎，甚至被视为汉诗英译的经典，可同时又被认为严重背离了原诗而饱受批评。本文拟以忠实等效为标准，从物境、情境、意境和象境四个方面重新进行解读。

关键词：忠实；等效

；《长干行》；庞德收稿日期：2015－07－20

作者简介：杨巍（1981－）男，汉族，湖北黄冈人，文学硕士，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功能

语言学等方向的研究。

项目基金：重庆文理学院校内科研一般项目

“英汉互译中功能对等的实现途径及策略研究”（编号：Y2011WY38）的部分成果。

引言

作为美国二十世纪初“新诗运动”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庞德的翻译策略与其意象派诗学观一脉相承，即抓

住写诗时的冲动和节奏感，

不过多地追求形式和韵律。因此，他往往无意于词汇、句法等细节，而是致力于对原作含义的再创造，舍义取神。以李白诗《长干行》的英译本“The Ｒ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为例，尽管它被

不少西方评论家奉为经典，

先后入选《美国名诗105首》、进入美国大学“美国现代诗歌选读”课程，甚至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美的诗”，可更多的时候却是饱受诟病。有人评价庞德这是“带有压迫性质的、男性家长”的翻

译模式（Bassnett ，Susan and Harish Trivedi 1999：16）；也有人认为，

与其说庞德是在翻译，不如说他是在挪用、改造和创造（廖七一2003），他“想使译文生动和符合英语习惯，其结果弄巧成拙，离原文十万八千里”

（张崇鼎1986）。

中国古典诗歌包含着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且语言凝练、音韵和谐、形象性强。若要英汉两种语言体系之间做到音、形、义三个层次的对等，传统的“信、达、雅”标准根本行不通。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忠实等效”评价一篇译作的优劣。从翻译活动的本性和初衷来看，译语和源语之间的信息忠实及语用等效程度也从

根本上决定了翻译的成败。因此，“equivalence ”和“equivalent ”几乎成了国内外翻译界所有现代理论著述的中

心术语，而等效也成了广大译者苦心追求的目标（Homes ，J．S．1988：117）。鉴于王昌龄在其所作的《诗格》中

指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和意境，并且提出了构成“意境”的三个密切相关的审美概念———意、境、象（林晓

芝2012）。笔者认为不妨以此多维艺术综合及其表现效果作为诗歌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口，

并拟从物境、情境、意境和象境这四个方面来评析庞德英译本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翻译艺术及其之于文学翻译及跨文化交流的价值与意义。

9

91

一、物境的对等情况

物境，即诗歌中作为审美客体的景物、事物。这些内容的“形似”之美是做好翻译的基础。原诗以商妇第一人称的口吻，将自己与丈夫的童年、婚姻生活，以及丈夫远行后等生活场景做了巧妙的串联，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总的说来，尽管庞德尚能再现原诗中几个典型的故事片段，可由于不懂汉语、选材非原诗，他的理解只能仰仗于东方学者、诗人厄尼斯特·佛纳罗斯（Ernest Fenollosa）汉诗日译再转换成英文的私人手稿，多轮次的解码、编码直接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语义缺失。再加上他的汉学知识相当有限，根本无法逐一考究，很多误译、漏译和改写更是在所难免。

虽然客观来讲，译文不可能是完全忠实于原文的、透明的表述，但庞德在语言技巧上过分求奇求异而不顾诗的内容，却无疑走向了极端。他甚至认为，对于一种语言，只要学到足以读懂其中最好的诗歌以便他翻译就足够（Pratt，W．2007：8）。这也难怪经他解构、阐释的译诗会跟原诗大相径庭。归纳起来，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粗心大意。由于忽略上下文的言内语境而望文生义，如原诗取回应之意的“回”被译成“looked back（回头看）”、不再羞涩的“展眉”被译成“stopped scowling（不再面带怒容）”、自述十六岁的“十六”被译成“At sixteen you．．．（你十六岁）”；而原指中国阴历的“五月”和“八月”则分别被译成“five months（五个月）”和“August（阳历八月）”，前者将基数词跟古汉语不加“第”字的序数词搞混，后者则未能对历法的差异做出转换。另外，女主人公想象出来的“猿声天上哀”本是三峡一带的环境描写，而庞德却误译成了她头顶上（即今南京一带）的猿声。二、不求甚解。由于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化意象而出现了不少“假朋友”，如原为井栏的“床”被译成“seat”，原指相邻居住的“同居”被译成带有歧义的“we went on living（继续一起住）”，原指船易触礁而不可接触的“不可触”被译成“have been gone（离开）”，而“抱柱信”和“望夫台”这两个典故，前者避重就轻、敷衍读者似的译成三个“forever”了事，后者竟草率地变成了与战事有关的“lookout（瞭望台）”，实在太离谱。三、生搬硬套。由于只是简单地做出语码转换而词不达意，如“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直接拼接“嫌（恶）”和“猜（忌）”，极不符合儿童天真无邪的个性；“never laughed”简单地照搬“开颜”的字面意思，显然未能反映中国古代淑女笑不露齿的端庄。而对于像“the village of Chokan（长干里）”、“Ku-to-yen（瞿塘滟滪堆）”、“the river Kiang（三巴）”和“Cho fu sa（长风沙）”这些地名，按日文里汉字的读法拼写不仅让译语读者不知所云，就连源语读者也会陷入困惑。四、偷梁换柱。由于莫名其妙的篡改而使得文化图式相去甚远，如“竹马”本指男孩拿竹竿当马骑的游戏，却被改成了另一种不同的游戏形式“bamboo stilts（高跷）”；而未成熟的“青梅”更是被换做了个儿更小、当时中国少有的“blue plums（蓝梅）”。此外，考虑到“猿声”在汉语文化中有悲伤的寓意，如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等诗句，经转换后的“monkey's noise（猴叫）”也必定使画面大受减损。因此，周彦（1994）做出“从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信’来讲，庞德的译诗确实不敢恭维。”这样的评价，也算是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也有人将以上这些情况理解为庞德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实践和集中表现，是求善求美而非求真，甚至宣称他的“创作式的误译”比原诗还美，并列举“two small people”和“blue plums”等图式作为佐证：前者含有“小大人”之意，更凸显了孩童时代两人的天真无邪，且令人忍俊不禁；而巧用“blue”的忧郁之喻意，恰恰奠定了下文女主人公的孤独惆怅的感情基调。可无论从语法的角度还是上下文故事情节稍加推敲，都不难发现这些解释有多么牵强。奈达确实曾指出，译诗在忠实于原诗主题核心的基础上可对已有意象做出适当的“变通”，但译者绝不能把这跟无拘无束的操纵和改写混为一谈。毕竟，失去概念意义这一语篇最基本的要素又何谈表达？译者应“创而有度”，真实地再现原作中的文化意象意象，既是对作者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这才是“翻译的和谐性”。

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