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汪曾祺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第24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5月 Vol. 24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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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10-29

作者简介：李舒杨（1963-），女，河北滦县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 14 -

略论汪曾祺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李舒杨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汪曾祺小说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中凝聚着儒道佛相互渗透的传统文化意识，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同时，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又最终挣脱了作家的主观控制，沉重地表达出他对苦难人生的审美体验，呈现出难以抹去的悲剧色彩，从而构成了其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儒道佛思想；和谐之美；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J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2）03-0014-03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自《受戒》发表以来，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他以数十年的生活体味，深厚的艺术功力，构筑起自己简约古朴的艺术世界，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宛若“天然去雕饰”的“清水芙蓉”，成为小说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作品呈现出来的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渗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意识，倾倒了无数读者。然而，透过小说中田园牧歌般的抒情色彩和梦幻情调，我们又分明感受到了压抑不住的躁动与抗争，甚至是彻骨的悲凉。这种文化内涵的两重性使其作品读来余味无穷。

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儒道佛的相互渗透贯穿在整个小说创作中。他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可以说，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他所追求的是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我们可以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平和宽裕的境界里，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觅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2]《徙》写的是小学教员高北溟的故事，题辞便以《庄子·逍遥游》名句“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来显示知识分子追求事业的抱负，充分体现了创作主体的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勇

气。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高北溟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权势的排挤，始终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清高方正的品格，甚至为了给恩师刻印诗文遗稿，不惜牺牲了爱女的前途，反映出了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和由此形成的令人感佩的人格气节，表达出了人与人之间亲爱友善的美好理想。《岁寒三友》更是感人至深，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好友，患难与共，相濡以沫。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王瘦吾和陶虎臣慷慨解囊，为其凑足出门求生的路费；而当王瘦吾的草帽厂被挤垮，陶虎臣的炮仗店被迫关门，二人濒临绝境时，靳彝甫毅然变卖了三块爱如性命的田黄石章。儒家的仁爱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尽情的展现。而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小说人物的生活态度上，《徙》中的地方名士谈甓渔，累考不进，于是无意于仕途，每日只是闲散度日，抽烟喝酒，“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2](P167)言谈举止颇有魏晋狂士的味道，典型地体现出人物在理想破灭后由入世转为出世的人生态度。《鉴赏家》中的季萄民最讨厌世俗的应酬，却与果贩叶三结为至交，作画时倾心听取叶三的意见，视之为人生知己,真可谓率性而为，旷达超脱。《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生活上半饥半饱，然而“活得有滋有味”[6](P103)，冬天，养水仙；春天，放风筝；夏天，种荷花；秋天，养蟋蟀。甚至吃不饱的时候，也不忘玩赏爱若性命的田黄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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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着通达乐观、恬然淡泊的胸襟。更可贵的是，儒家的入世思想与道家的出世思想又是和谐地统一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的。《故乡人》中的医生王淡人，以行医为生，过着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2](P162)的清苦而又安闲的日子，但在家乡发大水时，却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乡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拿一条命换一块匾”[2](P161)，甚至免费为穷人治病，真可谓“急公好义”的典范,在道家平和虚静的生活态度里又熔铸着深刻的儒家思想的精神理念。《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集辛劳勤恳与自在逍遥于一身，炕蛋期间，他聚精会神，专注于工作，废寝忘食；炕蛋之后，便提了他那把其大无比、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在街上闲逛，喝酒，吃茶，聊天。此外还有《大淖记事》中的挑夫们，《故人往事》中的戴车匠、老白等，无不如此，入世与出世就这样和谐地统一在他们的人生中。可以说，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却不为功名利禄所累，淡泊超脱却又坚守责任道义，返朴归真的同时又遵循着人间的是非美丑的准则。他们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又乐天安命，儒家给予他们信念和勇气，道家又给予他们自由和超脱，由此呈现为一种和谐的美。

不仅如此，汪曾祺小说还渗透着佛教思想的因素。《复仇》表现的是一位隐姓埋名的青年人为父复仇却最终放弃复仇的故事，他力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仇人，但仇人已经皈依了佛门，这个年轻人精神上受到震撼，放弃了复仇计划，也遁入空门。小说结尾写道：“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3](P23)意味深长地表现了佛家的慈悲思想。《幽冥钟》则通过承天寺中普渡众生的菩萨、相貌清癯的和尚和夜半柔和悠远的钟声等意象，表现了佛门救苦救难的思想。小说特别写到了地藏菩萨，说“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2](P303)更是显示了一颗博大的爱心。儒道佛各自的精神理念都崇尚仁爱，三者相互映衬，共同组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爱的和谐。在他的笔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情友爱，朋友、夫妻、父子、邻里之间都弥漫着爱的温馨。这种爱的力量之巨大以至于化解了复仇者内心的仇恨，由此可见，汪曾祺始终是在追寻着民族传统的观念及审美意象所凝成的文化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我们就会发现汪曾祺的另一面：对悲苦、冷酷、凄凉的人生的揭示，悲剧意识始终穿行在他笔下的

世界，躁动与抗争一直贯穿在貌似平和的社会中。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在汪曾祺刻意营造的和谐的外表下，总是潜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人物总是受着环境的压迫与蹂躏。他们都是些安分守己的小人物，对环境的要求极低，只想平平安安地生存。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逃脱命运的悲苦。《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和朱雪桥，平平静静地生活，勤勤恳恳地工作，从无非分之想，然而厄运还是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饱受羞辱与伤害。《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王瘦吾兢兢业业，苦心经营，最后还是免不掉破产的命运，生存的艰辛令人心酸。《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源只不过是希望从事她所挚爱的农业科学研究，此外为劳作一生而死的父亲立一块墓碑，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无所奢求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竟然会被打成右派分子，甚至被剥夺了奔丧的权利，政治迫害的阴影为作品涂上了抹不掉的悲剧色彩。《珠子灯》则全篇弥漫了彻骨的悲凉，送珠子灯的古老风俗是为祈求多子的，但是孙小姐屋里的六盏美丽的珠子灯却只点过一次。她虽然也读过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并且听从丈夫的劝告放了脚，但是丈夫临终前的遗言——“不要守节”她却没有做到，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恪守的是封建的贞操观，她要维护家庭的“名声”。但这却扭曲了她的人性，“她变得有点古怪了”，爱洁成癖的孙小姐屋里，茶杯上却“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她整天地躺着”，没有声息，外面的天籁声更加衬托出她内心的孤独落寞，她就这样躺了十年，郁闷而死。她过的是一种怎样冷彻骨髓的日子啊！“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

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2](P191-192)

这样力透纸背的描写，不仅是对孙小姐青春毁灭的悲哀和惋惜，更是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与控诉。当然，汪曾祺对悲剧的处理是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他总是将悲剧放到背景的位置上，笔墨的重点却是表现悲剧生活中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以悲剧来反衬生活中的美”[4]。这当然与他不想用悲痛来破坏他小说的和谐美有很大关系，但是，作者最终坚持的现实主义必然要与之相冲突，即使是压抑着，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最终挣脱了作家的主观控制而呈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并不都是对环境逆来顺受，有些就很有抗争的锋芒。《受戒》里的和尚无视清规戒律，也吃肉，也玩牌，娶妻，甚至养小老婆，过着与世俗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