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论文

《史记》人物的悲剧之美

［摘要］《史记》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马迁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刻的体悟中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通过浓墨重彩的艺术烘托，使得这些悲剧更具有震撼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超越性是司马迁笔下人物悲剧的共性，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对悲剧人物超拔的行动、超凡的才智、超常的功绩及超然的赴死等艺术描写来表现的。

［关键词］超越；崇高；悲壮

宗白华说：“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存在。果然，在这种悲剧中，人类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在这种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史记》中英雄悲剧人物身上凝聚着不同于常人的浓烈的生命意识，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往往会爆发出强烈的生命光华与非凡的震撼力，他们以自我的毁灭展示出潜藏于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并以其特有的情绪感染人，教会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对待生命，从而认识生命和死亡的真谛，在深感自身渺小无力时能发现自己的伟大崇高。《史记》悲剧人物

以其特有的生命终结，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巨大感动。这其中司马迁是功不可没的，正如王刚先生所说：“太史公笔势所到，是思想巨匠在颠沛流离中的不失理想与睿智，理性的光辉加深着

悲剧之美。可以说，《史记》一开，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深的体悟中，在选题上，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从而映衬出一片壮美之光。”司马迁浓墨重彩的艺术烘托，使这些悲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更具有震撼性，使这些悲剧人物，直面人生的苦难、顽强抗争。

一、超拔的行动

“灾难在成为压迫时同时也成为精神的内驱力和凝聚力”，

所以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面对灾难表现出的超拔的行动具有

一种悲壮美，正如魏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从哲学的高度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也不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悲壮，则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是对信念的以死实践，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司马迁以其细腻的描写在《刺客列传》中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以超拔的行动面对死亡较量的群英图。他们勇难赴死的超拔使他们高昂的精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定格，且百世流芳。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刺杀王僚，虽然刺杀行动只在一瞬间就完成了，但司马迁为表现专诸的英雄气概，对专诸行刺的环境进行了细腻的描写：“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史记·刺

客列传》）对于被刺，王僚是有防范的，而且防范非常严密，以至于从宫中到公子光的家，均安排兵士排队保护，所有门户、台阶及王僚的左右都有自己最可靠的亲戚来保护，可以说王僚是被手拿兵刃的护卫簇拥而来的。这种情况衬托出专诸行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非一般人敢为、非一般人能够成功。但是专诸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利索、非常圆满。王僚死了，专诸也献出了生命。其实，在这样的环境里，王僚的死是偶然，而专诸的死却是必然。这一点读者能领会到，专诸行动前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此，专诸的行刺行动成为他人生价值的提升，是他英雄气概的超拔表现。如果说专诸是英勇决断的，那么豫让就是坚韧执著的。豫让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不成，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以寻求为智伯报仇的机会。当襄子已宽赦而且赞赏豫让时，为能够完成报智伯之仇和报襄子宽赦之义的两全，豫让最终选择用剑击襄子之衣以致报仇之意，伏剑自杀以谢自己行刺之罪。豫让为智伯报仇是执著而又坚韧的，但他选择报仇的方式是又一种义举。他选择“残身苦形”的方式，而否定“委质而臣事襄子”的办法，因为豫让认为，“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豫让既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

子。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不成，为不泄漏所托之人而自毁的壮举真是决绝之至。而他的姐姐为不灭贤弟之名，以至“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真可谓是一位烈女子呀！荆轲之刺秦王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最细腻的一篇。荆轲之行与专诸一样是没有回头路的。司马迁把易水之别写得极其悲壮：“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以不顾。”这里的音乐之声即为心声，荆轲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型，而且他的选择没有无奈，没有哀怨，有的只是豪壮与慷慨。至此，荆轲完成了他人生悲剧的第一次超越。在咸阳宫庭上荆轲刺杀秦王的壮举，司马迁通过对秦朝诸臣的反应来反衬荆轲的英勇。荆轲被残，深受重创，自知事不就而倚柱大笑，他的笑是刺杀不成功的惋惜，是视死如归的超拔。

《伍子胥列传》中的伍子胥是一位以死告天下的烈丈夫。伍子胥直面人生的困厄，赢得了司马迁的赞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而伍子胥死前的言行更加充分表现了他人生悲剧的超越性。“伍子胥仰天叹曰：

‘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史记·伍子胥列传》）。这种言行是对吴王听谗言杀贤臣的强烈抗争，是对自己赤胆忠心、谋略深远的最后一次证明。

二、超凡的才智

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评述道：“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在所爱的才之中，最爱的是哪一种？一般地说，是聪明才智，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识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尤其为他所深深礼赞的，则是一种冲破规律，傲睨万物，而又遭遇不幸，产生悲壮的戏剧性结果的人物。”《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将军就是司马迁所钟爱的具有超凡的才智的一位悲剧性英雄。司马迁通过“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反围剿战”及随大将军卫青进行的人生最后一战等的描写，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李广骁勇善战、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英雄本色，让读者领会到李将军天下无双的才气。在“上郡遭遇战”中，匈奴三人与中贵人的数十纵骑兵交战，结果“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可见，

匈奴的这三位射雕者武艺超群。而李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两种结果的比对突出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当匈奴的数千骑出现时，“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