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形成略述

桐城派的形成的略述

[ 摘要]桐城派的古文运动掀起了清代的大浪，在清代文坛享有盛誉，有“天下文章，出乎于桐城”的美誉，其形成是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是桐城派文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构建的。

[ 关键词]桐城派；形成原因；方苞；姚鼐

[Abstract]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set off wav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literary reputation, "the world article, contrary to Tongcheng" in the world, and its formation is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form, is a conscious purposeful Tongcheng literati constructed.

[Key words] Tongcheng; causes; Fang Bao; Yao Nai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在清代享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盛誉。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无不启迪借鉴之用。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那么“桐

城派”因何而来？本文将以略述。

一、地理因素，山清水秀的桐城之县孕育了清代文坛上的大宗。一个文化学派、文学流派的出现是多重因素促成的，其中地域因素常常不可或缺。纵观桐城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均出于桐城，没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熏陶，自不会形成大气之势。桐城派发祥地桐城（今含桐城县、枞阳县全部和庐江县、怀宁县、潜山县部分）位于长江中下游，北岸，大别山余脉断断续续消残于境内，白荡、白兔、菜子、嬉子诸湖镶嵌其间，龙眠、岱鰲、投子、挂车、浮山、柳公、拔茅、黄公诸峰挺秀其中，山环水抱，乡民多以鱼米为生，耕读传家。“桐城东乡濒临大江，与南京一水相通，舟楫来往，数日可达。尤其是从明末起，桐城与南京之关系便很密切。”[1]戴名世曾经提到：“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迹实由此兴，而建都南京，则桐为王畿内地，自是天下承平三百年，桐士大夫仕于朝者官盖相望，而持节钺为镇抚者遍天下。” 京都政治、文化无不给于桐城以重要影响。其中江南士大夫结社讲学之风，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大夫志节之气，都在桐城文化中投下了深重的影子。戴名世说：“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余里。一面滨江，而群山环之，山连亘千余里。与楚之蕲黄、豫之光固，以及江淮间诸州县，壤地相接，犬牙错处，虽山川阻深，而人民之所走集，皆为四通之渠。”“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义之邦。” 这里的文化尤其与微州懋源有着深厚的关联。元明时期，或种因于朝廷，或动因于民间，外乡人不断大举迁桐，与方苞、戴名世同一时期的桐城文人朱书曾经

在文章中说过，元以后，皖（实以桐城为中心）人“强半徙自江西”。戴名世说到他的家世也曾经提到“先世洪武初自徽之婺源徙居桐”。后来吴汝纶也说，“桐城诸族，大抵元季所迁，其迁多自江西或徽郡”。而徽州懋源是宋儒理学的发祥昌盛之地，是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家活动的中心区域。这就从一个方面透露了桐城文化的来路。桐城派诸代表人物都曾因桐城山水以及由这山水所孕育的文化而自得。刘开说：“余观枞阳之地，外江内湖，群山为之左右，峰势喷薄，与波涛互相盘护，山川雄奇之气郁而未泄。士生其际，必有不为功利嗜欲所蔽，而以气概风节显于天下，而女子节行之嘉犹未足以尽之也。” 他们所谈表露了对故里的赞美，不排斥主观的偏好，但确也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出了桐城派赖以产生的地域因缘。桐城在明清两代文化出现空前的繁荣，出现了桐城学派、诗派、文派和书画派，然而这些数以千计的文人学士书家画师，无不受桐城民间文学的哺育和熏陶。桐城民间文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桐城歌、桐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和谜语，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以及楹联等，这些作品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对人们的智慧启迪、品德培养、情操陶冶、是非判辨、爱憎表达，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格调高，语言新，音韵美，极具鲜明的桐城地方特色。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桐城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桐城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也反映了桐城人民的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桐城民间文学是培育“阳春白雪”的

沃土。在清初政治、文化背景上，宋儒理学和这里所特有的清奇山水以及文化渊源的融合，便为一个独特的文章流派的崛起准备了必要的土壤。

二、社会时代背景，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继明王朝之后创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民族封建国家。这是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于相对先进的中原农耕民族武力征服的结果。满清王朝为要维护其统治地位，如果在中原地区继续推行其游牧制度和意识形态，显然不能奏效。适应历史的趋势，入主之初，他们对中原地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采取两种政治策略。一是大兴“文字狱”，镇压心怀贰志、忠于亡明的人；二是在实施暴力镇压的过程中，把文化政策转向崇儒重道，安抚人心，接受中原文化。并且随着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后一侧面愈益加重。康熙皇帝甚至把政统与道统统一起来，认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矣”。他尤其尊崇程朱理学，使朱熹配享孔庙，为周敦颐、程颢等理学大家立专祠供奉。他指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2]乾隆中叶，是清代学术界发生巨大转向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考据之学即汉学的兴起，考据之学的兴起，则赖于清初学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积极参与。顾、黄所提出的“经学即理学”“实事求是”等理论命题及其回归儒学原典的实践，促进了清代学术回空谈心性向经学考证方向的转换。康雍年间，宋学高居堂届，由阎若璩、胡渭所代表的考据学派尚不能与宋学分庭抗礼，随着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纂修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