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

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

余光中在其璀璨的文学生涯之中，诗、散文、翻译、评论、编辑五者兼顾，各呈姿采，但论者提到余教授时，总称之为「诗人余光中」，［散文家余光中］，至于有关其翻译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涉及。1其实，余光中早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翻译，数十年来，译出经典名著凡十余册，再加上丰硕精辟的译论，真可谓洋洋大观。余光中虽然自谦翻译只是"写作之馀的别业"，然而，这"别业"馀绪，比起许多当行本色翻译家的毕生成就，不论规模或影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造就一位译者，实非易事，所以译者虽然满街走，真正够格的译家并不多见。"这段话，是余光中教授在《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中提出的。2不错，坊间的译者多如过江之鲫，一般人只要能操两种语言，不论是否精通畅晓，即可执笔翻译，并以译者自居，但译坛中真正译作等身，能成名称家的，却如凤毛麟角，寥寥可数。

以下试从翻译的经验与幅度、翻译的态度与见解、译作的特色与风格、译事的倡导与推动等各方面，来综述余光中的翻译成就，剖析其译论与译著间知行合一的关系，并彰显其如何身体力行，展现出"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所特有的气魄与风范。

一、翻译的经验与幅度

余光中是专注研究、擅写论文的学者；勤于笔耕、不断创作的作家，由这样的学者兼作家来从事翻译工作，的确是最理想的人选。一般来说，学者治学之际，迻译西书、评介西学以为佐证的比比皆是；而作家创作之余，偶拾译笔、以为调剂消遣者，亦为数甚多，然而"别业"终非"正务"，真正能对翻译另眼相看、情有独钟、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学者作家，余光中可说是佼佼者了。

余光中的翻译生涯，起步得很早，于大学期间就已执译笔。3《老人和大海》（The 0ld Man and the Sea）于一九五二年开始连载于《大华晚报》，一九五七年由重光文艺出版社发行出版；脍炙人口的《梵谷传》初译于一九五七年，译文亦先连载于《大华晚报》，后出版于重光文艺（此书重译于一九七六年，历时一载，于七七年完成，新译本于一九七八年由大地出版社出版）。余光中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则出版于一九五二年，辑录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间的作品。4 因此，翻译之于创作，即使不算同步启程，也称得上亦步亦趋、形影相随了。

在余氏长达四十馀载的文学生涯之中，翻译与创作，就如两股坚韧不断的锦线，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在瑰丽斑烂的画面中，织出巧夺天工的双面绣。自六十年代初开始，余光中不但写诗吟诗，也论诗译诗，而他的译诗是双向进行的，不但外译中，也中译外。一般文学翻译多以外语译成母语为主流，理由很简单，文学翻译所要求于译者的，是对外语的充分理解，对母语的娴熟运用。对外语的了解，还涉及语言背后的文化精神，社会习俗，这是一个学者的工作；对母语的运用，则包括造句遣辞的推敲、各种文体的掌握，这就关乎作者的功力了。余光中固然是外译中的高手，但中译外也得心应手，应付裕如。这种左右逢源、两者兼能的本领，在当今译坛中，实不多见。究其原因，自然与其学问素养大有关系。余光中早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然而中文造诣也极深，用他自己的话语--"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最可以看出他秉承中国传统的渊源。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多年英诗，从莎士比亚到丁尼生，从叶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扬五步格"的节奏，那倒装或穿插的句法，弥尔顿的功架，华兹华斯的旷远，济慈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渗人了我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 5因此，余光中译诗，可说是一种锻炼："说得文些，好像是在临帖，说得武些，简直就是用中文作兵器，天天跟那些西方

武士近身搏斗一般。" 6如此经年累月浸淫砥砺，翻译之功，乃愈见深厚。

余光中所译名家诗，结集出版者外译中包括《英诗译注》（一九六0）；《美国诗选》（一九六一）；《英美现代诗选》（一九六八）；《土耳其现代诗选》（一九八四）；中译英则有New Chinese Poetry（《中国新诗选》）（一九六0）；Acres Barbed Wire（《满田的铁丝网》）（一九七一）；The Night Watchman（《守夜人》）（一九九二）等。这些译著，时间上跨越三十余年，数量上更达数百首之多，这期间，余光中出版了十多本诗集，写了将近八百首诗，诗风亦迭经变迁，瑰丽多姿，由此可以想见译作与创作之间，彼此观照，互相辉映，那种穿针引线、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影响，是多么复杂、多么深刻！

（Bartleby the Scrivener），除了译诗之外，余光中于一九七二年出版翻译小说（录事巴托比》

一九七七年出版《梵谷传》重译本。八四年更进入戏剧翻译的领域，出版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一九九二年出版《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一九九五年则出版《理想丈夫》（An Idea1 Husband）。余光中写诗，写散文，但从未尝试过小说或戏剧的创作，这两种文类的翻译，多少在他文学的版图上增添了两幅新拓的领土，使其开展的艺术天地，显得更加辽阔与宽广。

余光中的翻译经验是丰富而全面的。从纵的方面来说，其翻译生涯绵长而持久，绝非客串玩票式的浅言即止；从横的方面来看，余光中翻译的十多种作品之中，包括诗、小说、传记与戏剧等多种文类，而来自英国、美国、中国、印度、西班牙、土耳其的不同作者，又往往风格殊异，海明威的朴实简劲及王尔德的风雅精警，可说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极端。就如一幅庞大繁复的拼图，要使细致的小块一一就位，各安其所，若非译者具有高深的学养，卓越的文才，则绝难成事。因此，余光中译品的幅度之大，并非常人可及，而从如此丰富的翻译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也就更显得字字珠玑，言出有据了。

二、翻译的态度与见解

余光中虽然一再谦称翻译只是自己"写作之馀的别业"，但是他从事"别业"的态度却是十分认真与审慎的。翻译，在这位文坛巨子的心目当中，绝非微不足道的小技，而是传播文化的大道。在写于一九八五年的《翻译乃大道》一文中，余先生曾经剖白过："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十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译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 7由此可见，翻译之于余光中，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工作，全神贯注的经营。

以广义来说，余光中认为创作本身也是一种"翻译"，因为"作者要'翻译'自己的经验成文字"，这经历跟译者"翻译"时的心路历程相仿。不过，作家创作时，须全心捕捉虚无缥缈的感受，将一纵即逝的灵感定型落实，其过程是由"混沌趋向明确，由芜杂趋向清纯"，8换句话说，创作式的"翻译"可说是无中生有，化虚为实；而译者的"翻译"，却早已有范本在侧，任凭一己才情卓越，也无法如天马行空，恣意发挥。"不过，译者动心运笔之际，也不无与创作相通之处。" 9因为译者在原文的理解与译文的表达之间，在取舍辞藻、斟酌句序之际，还有极大的空间，足以调度驱遣，善加选择。因此，翻译与创作，在某一层意义上，是息息相关，彼此相通的。正因为如此，余光中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余光中的翻译艺术观，自然而然影响到他对翻译的认知与见解。他以为译事虽难，译程虽苦，但翻译本身仍然充满乐趣，妙处无穷。首先，从一个学者的立场来说，他认为要精读一部名著，翻译是最彻底的办法。这一点，许多学者兼译者都有同感。翻译《源氏物语》的林文月教授就说过："翻译是我精读文章的最有效方法。经由翻译，我才能厘清懂得的部分与暧昧朦胧之处。因为必须在白纸上落下黑字，含混不得。" 10不但如此，余光中认为翻译还可以解忧，因为一旦开始译书，就好比让原作者神灵附体，译者自此跟伟大的心灵日夜相对，朝夕与共，两者在精神上的契合，超越时空，到了合二为一、无分彼此的地步，这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