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条件.

试析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条件

[ 摘要]一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功一般应具备四个条件，即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脆弱性的及时消除、审慎而有效的金融监管以及必要的制度环境建设。这些条件经过各国的实践检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但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并不绝对，更重要的是应该从本国国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宜盲目模仿他国。

[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客观经济环境；金融脆弱性

金融自由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客观要求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亚洲的许多

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对内的金融自由化和对外的金融自由化两个方面。对内的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放开利率管制、取消信贷配给、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中央银行的利率补贴、放松对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管理等；对外的金融自由化则包括开放资本账户、实行浮动汇率管理、对外放松金融业准入限制等。简而言之，就是利率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改革为实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多正面效应。例如实行利率自由化，市场机制的力量可确保带来正的实际利率，以吸引游离于正规金融部门体系外的储蓄，增加金融体系的资金来源；可以刺激借款人投资于更具生产效率的活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资本流动自由化增强了金融部门的活力，使储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使本国居民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组合。在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下，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可以有效地控制资本外逃，并能对本国宏观经济起到内在的机制约束作用。更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可以提高储蓄率和资金分配效益，通过各种途径推动经济的发展。但金融自由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把握得不好，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经济危机，造成灾难性后果。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满足了一定的前提条件，金融自由化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否则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可能会支付高昂的改革成本。由于各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以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

不同，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条件也不尽相同，但有些条件还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些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稳定既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又是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条件。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投资，有利于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减轻金融自由化形成的冲击，并且在金融自由化之后，能够维持和巩固金融自由化的成果。宏观经济稳定，在低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较小并能维持的条件下，金融自由化可导致适度的正的实际利率水平。信贷风险缩小，金融部门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通过审慎的监管，可以较为容易

地得到解决。如果改革是在动荡不定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进行的，这种动荡不定将会增加改革的难度，还会对金融自由化的冲击扩大，难以保持和巩固其改革成果。

宏观经济稳定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它包括国有部门的改革、通货膨胀的控制、财政赤字的削减、国际收支平衡、灵活的汇率安排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而其中又以通货膨胀的控制和政府财政赤字的削减最为重要。通货膨胀会引起相对价格的不稳定，使长期投资融资活动的风险增加并且难以进行，金融合同的未来购买力难以确定。即使利率不受规定限制，未来通货膨胀率的不确定也使贷款人和借款人难以就一种合适的名义利率达成协议，增大了交易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正的实际利率是很困难的，而不能维持正的实际利率，又与金融自由化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在一些

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变化不定的国家中，实行利率完全自由化，只会导致更高的实际利率以及贷款与存款利率之间的更大差幅。而且，在不稳定的经济条件下，要防止实际利率的升值，只能是以影响实际部门

的生产作为代价。

另外，如果一国在改革前政府财政赤字没有消除或大幅度削减，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将步履艰难。一般说来，在一定的广义货币水平下，政府从银行系统借款会减少国内私营部门可得的信贷额，在私营部门的活动比政府投资更具生产力的情况下，这种对私营部门借款的挤出，可能会对经济运行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财政赤字的削减或控制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另外，严明的财政纪律也是政府信誉的标志之一，有利于控制非经济性通货膨胀。从各国金融自由化的实践来看，也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许多

国家在财政赤字没有消减之前就开始金融自由化，结果受到严重影响，而亚洲大多数国家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就削减了财政赤字，用货币和信贷衡量的结果，都表明这些国家出现了重大的金融深化，这很好地说明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一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要性。

从实证研究方面来看，Villanueva and Mirakhor对南锥体国家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失败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改革的进程和速度过快，在改革过程中又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Caprio分析了6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的经验，认为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是取得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要素。

二、金融脆弱性的及时消除

金融脆弱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银行体系内高额不良贷款的累积。一国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如果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一旦

进行自由化改革，这些不良资产很快就会暴露，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对于已经形成的不良资产，需要在自由化之前予以消除，这构成了一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就一些

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往往难以彻底消除本国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资产，而是寄希望于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予以逐步消化，这种现象往往被称之为“边做边学”。

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使银行无法按照市场的原则来经营。而且银行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需要中央银行不断予以信贷支持。这样，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政府的约束。根据青木昌彦等人的研究，不良资产包袱还会将适应市场经济的“保持距离型融资制度”扭曲为“关系型融资制度”。所谓关系型融资，按照青木昌彦的定义，是指出资者在一系列事先未明的情况下向企业提供融资，即商业化了的银行仍然愿意在对融资风险缺乏把握或明知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向企业融资。银行已经发生的贷款成为企业不断获得新融资的“资产人质”，银行为保证过去融资归还的可能性不得不向企业提供不断的关系型高风险融资。所以，关系型融资一旦

形成，在很多情况下会形成自增强的机制。如果由于企业破产机制不健全，譬如形成内部人控制结构，融资道德风险就会演变为严重的企业对银行的融资道德公害，在微观和宏观上形成资金寻租和货币漏损现象，进而削弱货币政策的效率。即使企业破产机制是正常的，关系型融资的道德风险也会导致企业破产逃债行为的泛滥。

东南亚国家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时，大量的滞存不良债权未能及时处理。韩国、泰国银行不良债权比例分别高达14％和18％，却没有增加贷款的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1994～1996年间银行贷款增加了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3.3％减到1.5％。如此孱弱的金融体系，必然难以承受来自国内或国外的冲击，也容易

被国际投机者所利用

。相反，1997年中国台湾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比率仅为4％，台湾银行凭借充足的盈余抵挡住了金融危机，遏制了实体经济的衰退。

三、审慎而有效的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