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

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国家机关干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而进行的三反运动和针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而开展的五反运动，多数人是耳熟能详，但对此间许多城市私营工商界的四反运动却知之甚少。

建国初期一些城市的私营工商业所进行的四反运动，即“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是在三反运动中酝酿和引发的，是五反运动的前奏。

当时私营工商业在政府的号召下，为配合三反运动自觉展开了四反运动。

特别是上海私营工商界的四反运动，从酝酿到组织成立，到初步展开，再到转入五反，整个运动有声有色地进行，同三反五反运动交织在一起。

其性质是私营工商界反对内部不法行为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运动。

1951年7月后，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但巨大的军费和行政费用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为开源节流，1951年冬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的事实。

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

当时中共既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的贡献，也看到在民族资产阶级阵营里确有人违背《共同纲领》，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干扰了国家经济建设，腐蚀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破坏了党的建设。

党内普遍认为在坚持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的同时，必须抵抗资产阶级的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和腐化习气的影响。

动员私营工商业者积极揭发和坦白行贿行为。

12月20日，华东局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

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2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提出：应无情地揭发某些奸商贿赂工作干部、盗取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为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扫清道路。

30日，《人民日报》公开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和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这给工商界以巨大的震动。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号召下，各地工商界纷纷行动起来。

五反开始前工商界的坦白检举运动各地称法不一，有称三反的、有称四反的。

如，天津称三反：反行贿、反偷税、反欺诈；上海、沈阳、青岛和杭州等地称四反。

上海市工商联在12月29日召开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通过《1952年第一季度本会工作初步计划》。

上海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提出：上海工商界必须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大胆检举一切公私机关团体内的贪污分子，使他们受到应有法律制裁。

也应该轰轰烈烈地开展工商界的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的爱国运动，进行自整自肃，以便彻底肃清非法的贪污和行贿行为。

工商联把开展四反运动作为1952年一季度的重要工作之一。

经酝酿准备，1952年1月12日下午，上海市工商联特别召开第五次执监委扩大联席会议，盛丕华作了开展四反运动动员报告，讨论通过了《上海工商界关于开展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简称四反）的初步方案》，确定运动的中心任务是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坏思想、坏习惯和坏作风，反对行贿、欺诈、暴利和偷漏的行为，使犯有错误和过
失的工商业者得以坦白悔过，以便正当工商业者与其他各阶层团结一致，为发展生产、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而努力。

会后，全市270多个同业公会和地区工商界组织，展开普遍传达和深入鼓动。

因为运动的目的是鼓励和发扬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的一面，批判和改造落后腐朽的一面，划清正当与违法的界限，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因此，运动发起后政府采取支持态度。

但三反中揭露出来的违法行为数量之多还是让中共震惊，而工商界自身的四反动在中共看来也不够迅速和彻底。

于是一场由中共领导的打击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斗争就势在必行了。

1月26日，毛泽东指示：“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三反运动斗争。

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于是全国大中城市首先展开了向不法资本家的斗争。

上海等地工商界的四反运动也就逐步转入五反。

这样从四反到五反，运动由工商界内部的自我整肃转为政府行为。

尽管各地四反运动时间很短（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虽然很具代表性，时间也仅有40天），私营工商界对运动的认识也各异，运动未及深入展开就为五反运动所取代，但在各地工商联的领导下，揭发出一些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整肃了工商界队伍，配合了三反运动，也为五反运动打下基础。

运动本身的发起和进行是工商界爱国的表现，是他们积极融入新社会的具体行动。

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私营工商业者能够拥护中共的领导，并逐步认同新政权。

高晓林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