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利弊

古代“和亲”利弊论
芮传明
“和亲”，按照现代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当是“汉族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该措施“对缓和矛盾，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1 虽然学者们对于古代中国的“和亲”问题已有过很多讨论，各人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分歧较大，但是于上引两点说法，却似乎并无什么异议，即：和亲是具有政治目的之政策与措施；它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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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则现代人对“和亲”的总体看法与北宋学者概括前朝和亲史实而作出的结论大致相仿：“汉高始纳奉春之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长久之策耳。

高后、文帝，至于宣、元，皆用是道，故得呼韩朝于北阙之下。

及魏道武读汉史，至‘欲以鲁元妻匈奴’，为之掩卷太息，于是以诸女皆釐降于宾附之国。

此乃深识从权济时之略焉。

《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其是之谓乎！”3 总而言之，“和亲”乃是以财帛和王室之间的婚姻关系安抚域外不懂礼义的“夷狄”之流，其效果甚佳，可令异族称臣，边界安宁。

和亲之策果然具有这种神效吗？依我之见，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以至可以一言以蔽之。

盖因历代和亲，形式多种多样；政治大势和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均因时而异；外交政策的实施，还难免受到君主自身素质的影响。

如此众多的可变因素，导致和亲之动机和效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和亲之利与弊也就随着时代和地点的不同而或大或小，有时还相去甚远。

这一实际状况，恐怕正是二千多年来政治家和史家对于和亲问题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总是以个别和亲事件为范例，或者一味拘泥于已往陈式，就难免偏执之见，激烈争论亦势在必然了。

本文则试图探讨不同类型的“和亲”举动之实质，具体分析它们的利、弊，以尽可能给予恰当的评价。

由于汉唐时代的和亲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故本文所引史料，均出自这一时期。

一．敌强我弱情况下的和亲
1语见《辞海》“和亲”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2“纵观我国历代的和亲，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统治阶级为扩大自己势力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和亲，在客观上促进了唐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语见任崇岳、罗贤佑《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这类说法常见于各种论著中，大体上代表了当今学术界的共同认识。

尽管将和亲作为政治斗争或外交活动的武器，未必始于中国，但是赋予汉文名称“和亲”以实际内容的，则是中原地区以汉族人为主的封建王朝。

通常认为，首先实施和亲政策的，是汉高祖刘邦，在此先谈谈这一和亲事件以及与之类似的举措。

公元前三世纪的最后十年内，正值秦王朝末期，楚、汉逐鹿中原，以及西汉初建，社会经济残破，国力空虚之时，故而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的匈奴游牧人勃然兴起，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控弦之士数十万，非但称雄于漠北，还有南下觊觎中原之心。

高祖六年（前201）秋，匈奴大举进攻马邑，马邑守将韩王信降，匈奴遂引兵南攻太原，抵达晋阳。

翌年冬，高祖御驾亲征，却中了冒顿的诱敌之计，被围于平城的白登山。

4 无奈之下，陈平往见冒顿之妻（匈奴称“阏氏”），声称汉廷已准备将绝色美女献给单于，以换取匈奴之撤围。

而冒顿日后必定宠幸中原美女，疏远阏氏，故不如请阏氏先说动单于解围，以免中原美女被单于所得。

陈平巧妙地利用了阏氏的妒忌心理，才使得被围七日的高祖侥幸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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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的形势下，娄敬才建议“和亲”，即，以高祖之元配妻子吕后所生的女儿（所谓“嫡长公主”）嫁给单于，并每年遗送大量财物，方可暂保边界安宁。

对此举措的效果，娄敬作了最乐观的估计：“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

……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

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

”6
显而易见，娄敬为了说动高祖同意和亲，已经尽其所能描绘了美好的前景。

然而，其中却包括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长公主嫁单于之后，一定能成为“第一夫人”——阏氏？她一定能生儿子？若生儿子后，一定能继位为单于？即使为单于后，一定能不与外祖父对抗？（娄敬既知匈奴“未可以仁义说也”，又怎能要求他们日后一定遵守中原汉人的传统道德礼仪？） 如此等等的问题，表明娄敬所言之“利”，恐怕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我安慰而已。

其实质似乎只是以中原皇帝的嫡生女儿作为人质，以保证每年有大量财物贿遗匈奴；此外，匈奴也足以利用这层“亲谊关系”，增强自己在域外诸国中的政治地位。

从娄敬在献计前就估计到“恐陛下不能为”，以及最终高祖只“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这些事实来看，这次和亲只是勉为其难的无可奈何之举，说它是中原王朝屈辱性的权宜之计，一点也不过分。

再看看这次和亲的实际效果如何。

高祖以宗室女名为长公主，遣娄敬赴匈奴结和亲，是在九年（前198）冬天。

由于冒顿得到了大批絮、缯、酒、米、食物，并与汉“约为昆弟”，故稍为收敛扰边之举。

不过，匈奴仍然支持叛奔匈奴的中原诸侯，如陈豨、卢绾等人，以至中原王朝的北方边境依然得不到安宁。

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惠帝继位，而实际掌权者则是其母吕后。

此时距初建和亲之日不过数年，但冒顿单于的咄咄逼人之势却暴露无遗。

他致书吕后，公然调戏侮辱，
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5《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集解”所引《桓谭新论》
竟称：你无丈夫，我今独居，不如两相结合，互通有无。

吕后本非懦弱之辈，却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居然低声下气地复以一信，自谓“年老体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因此不足以配单于；另外再赐御车二乘、马二驷，表示敬意。

7 而惠帝三年（前192）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的和亲，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中原朝廷能够如此忍辱负重，其“和亲”出于万般无奈，十分明显；同时间接地表明，匈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真正对中原王朝执“昆弟”或“子婿”之礼，甚至没有完全断绝寇侵边境的活动。

在此后的十年中，相对而言，北方边界较为宁静，但是至吕后五年（前183）以降，则又见匈奴寇边的记载：高后五年九月，汉发兵北地备胡；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阳；七年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可以推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帝才于继位（前180年）后即与匈奴再修和亲。

然而，匈奴的右贤王却在三年五月又入侵河南地，杀掠吏民，肆意盗寇。

文帝责备匈奴不守旧约，一面接受汉廷的厚重赠馈，一面寇侵汉地，骚扰边民，于是下令发兵击匈奴，丞相灌婴亲率八万车骑，将匈奴右贤王击退出塞。

六年（前174），单于致书文帝，表示愿意接受此前汉廷提出的和亲建议；同时，则宣告西域二十六国已为匈奴所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显然兼含威慑之意。

文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后，认为匈奴新破月氏等，势力正盛，不可与之战，遂定和亲之策，以诸侯王之女为公主，遣宦者中行说前赴匈奴结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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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王朝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和平，其时匈奴仍旧频繁侵盗北方边境，文帝不得不大量增加戍边军队，从而导致当地的粮食供应不足。

9 至十四年（前166）冬，匈奴老上单于更率十四万骑大举入寇，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侯骑直抵雍甘泉。

此事令文帝不胜恼怒，乃至竟欲御驾亲征。

匈奴人在塞内逗留一月有余，始被汉军逐出。

10 此后边患不断，汉王朝疲于边境守备。

史载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六月又与匈奴和亲，这是再一次屈辱的“城下之盟”。

《通鉴·文帝后元二年》云：“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

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

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

”又，文帝宣布和亲的诏书云：“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

……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

今单于返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11
显然，文帝后元二年的和亲，也是迫于匈奴的频繁寇侵，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一方面描绘了中原使者接一连二出使匈奴的“盛况”，同时也暗示了汉廷急于求和的焦急心理。

此时，究竟哪一方处于外交上的劣势，自不待言。

翌年，老上单于卒，
7《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
8《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9《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10《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十四年》
其子军臣单于立，汉廷便与之再结和亲。

然而，匈奴似乎并未如文帝诏书所言，“返古之道”，就在军臣单于继位后岁余（后元六年），即绝和亲，大举进犯上郡、云中，杀略甚众，迫使汉军调兵遣将，赶赴边境，甚至起三军而保卫京师，事态之严重可见一斑。

景帝继位后，于元年（前156）遣御史大夫青翟赴代下与匈奴和亲；次年秋天也有和亲之举；五年（前152），遣公主嫁匈奴单于；中元二年（前148），因匈奴入寇燕地，故绝和亲；中元六年（前144）六月，匈奴大举侵犯上郡；后元二年（前142），匈奴又寇雁门。

总的说来，景帝在位的十五年间，仍与匈奴保持着传统的“和亲”关系：通关市，赠财物，遣公主。

匈奴寇边侵扰的程度虽较文帝时代有所缓和，但仍不能完全保持和平往来。

至于武帝继位（前141年）之初，则也承袭先辈旧制，“明和亲约束，厚遇亲市，饶给之”。

然而匈奴却得寸进尺，依然频岁扰边，武帝在元光元年（134）对朝臣们所说的一番话足以体现这一点：“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贿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悯之。

”12 是知若一味迁就求和，则反而会助长对方有恃无恐的嚣张气焰。

基于上引史实，我们不难看到，由汉高祖首倡，经惠帝、高后，延续至文、景时代的“和亲”之策，只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中原王朝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带有屈辱性的缓兵之计，其效果只是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或者稍为减轻受到侵扰的程度；而其代价，却是大量金银财帛的流失，以及国际地位的降低，并且，很可能诱发对方更强烈的欲望，因此反而强化了境外诸族以武力相威胁的信念。

如果说，汉初诸帝由于和亲而减少了对外的军事活动，从而嬴得时间，搞好了国内建设，那么，文帝时代贾谊的一番陈说，也足以揭示出这种“和亲”也还有不少负面影响：“今匈奴憫　憪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

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

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13
贾谊作为“和亲”政策实施最盛时期的同时代政治家兼学者，应该能够掌握足够的事实，其见解也不致有太大失误。

由此看来，西汉初期与匈奴的这些“和亲”，至多利弊各半而已。

后世有些学者对它的过高评价，似乎并不适宜。

二．作为“嘉奖”的和亲
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所实施的和亲，往往是被迫的，极不情愿的，因此，一旦客观形势改善，中原朝廷就常常拒绝和亲，或者故意将交换条件提高到对方不能接受的程度。

这从汉武帝继位后，与匈奴的一系列交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此时，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为改观，12《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乃至粮食因久积而腐烂，钱币多得难以清点，民间的马群也到处可见，汉廷政治家因此对和亲的态度迥异于前。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正是鉴于和亲未能有效地制止匈奴寇边，才赞成王恢的意见，在马邑伏兵，诱击匈奴。

此举虽因事先泄漏消息而未成功，但却开始了中原王朝有异于传统做法的和亲态度与和亲方式。

例如，汲黯经常向武帝进言，建议和亲，不要交战，但是武帝由于军事征战相当成功，故不纳其言。

14 在卫青、霍去病等率军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之后，匈奴请和亲。

博士狄山极言和亲之利，能息战安民，武帝则令他守一边境要塞，以试匈奴能否安分守己。

结果，狄山在一个多月后，便被入侵的匈奴斩首而去。

15 匈奴在受到沉重的军事打击后，用赵信计，求和亲，汉廷则要求对方“为外臣，朝请于边”，从而和亲未成。

元封四年（前107），杨信出使匈奴，提出和亲须“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的要求，单于以此议与旧约相背为由，未予允诺。

16 如此等等，均表明汉政府对待“和亲”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原王朝不再使用“和亲”这一外交武器，当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赴中原朝觐时，汉廷便允许他娶汉女，成为汉家之“婿”，所嫁之女即是千古闻名的王昭君。

严格地说，这根本不是当初娄敬所谓的“和亲”。

盖因王昭君（字嫱）只出身于“良家子”，当初选入后宫，作为帝君的后备嫔妃，然而数年以来，始终未能见御。

这次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成为汉家的女婿，元帝才赐给五名宫女，以奖励其“忠诚”，王昭君即是其中之 一。

17 她既非“宗室女”，更非“嫡长公主”，即使在嫁单于后，似乎也未获“公主”称衔。

想汉初的和亲，非“嫡长公主”不可，实在难以割舍，也至少以诸侯之女替代，并假以“公主”身份；和亲之前，则双方使者频繁往返，以认真洽谈此事。

而昭君与呼韩邪单于之婚事，却规格甚低，简直不可与当初的和亲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呼韩邪单于仍然欣喜异常，感恩戴德地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为什么前后“和亲”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简而言之，是“形势变了”。

呼韩邪单于本名稽侯珊，是为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但是在其父亲死（宣帝神爵二年，前60）后，他的继位权却被右贤王屠耆堂夺去，致使他不得不投奔左地的岳父那里避难。

此后，他被左地部落拥戴为单于，遂与占据右地的握衍朐　单于（即屠耆堂）展开争斗。

呼韩邪虽然迫使握衍朐鞮自杀，但他在随之而起的群雄（五单于）争霸后，却面临着“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18 的糟糕局面。

旋即自立为郅支单于的左贤王呼屠吾斯，又击败呼韩邪，占据单于庭。

陷入如此困境的呼韩邪，只有借助中原汉王朝的力量，才能恢复其统治。

于是，他率部南下，依附于汉朝边塞，先是遣其儿子和弟弟赴中原朝14《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15《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张汤传》
16《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
17 事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

谒，此后又亲自数次朝汉。

他在竟宁元年之来朝，正是郅支单于被汉将甘延寿与陈汤击杀后三年。

不难想见，呼韩邪单于对郅支的被诛，一方面固然因最大政敌被除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不无兔死狐悲的恐惧之感：如若日后自己也得罪汉廷，那么下场必与郅支相差无几。

由此可见，呼韩邪“愿婿汉氏以自亲”的请求、“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的誓言，以及赋予昭君“宁胡阏氏”的称号，都带有取媚于汉的意图。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元帝已无必要再如其祖先那样诚惶诚恐地“和亲”了，故而昭君之嫁呼韩邪，只是以“赐宫女”的形式进行。

在汉廷看来，一则作为对呼韩邪忠心归顺的奖赏，二则也使之更加死心塌地地为中原王朝维持北方边境的安宁。

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昭君出塞，成为匈奴的“宁胡阏氏”之后，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境固然安静了五、六十年，然而这不能全部或大部归功于王昭君，因为呼韩邪单于的附汉之举早就开始。

说得更清楚一点，假若元帝不将王昭君等宫女赐给匈奴，呼韩邪也照样会俯首听命的，昭君之出塞，只是巩固和增强了原来就存在的“友好关系”罢了。

此前曾经有人对昭君出塞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将结束百年来的汉匈战争，保持边境数十年和平，均归功于她。

19 但是这类说法似有过奖之嫌；而离开汉、匈双方之实力对比的形势来探求边境和平局面的形成，将它归结于昭君个人之功，是欠妥的。

20
汉唐期间，类似“嘉奖”性质的和亲不止王昭君一件。

例如，西域小国楼兰所立的新王尝归，听从匈奴的反间计，不仅不奉召入朝汉廷，并还屡次截杀中原王朝的往返使者，其弟尉屠耆则归降汉朝，告发了所有内情。

大将军霍光遂于元凤四年（前77）派遣傅介子前赴楼兰，伺机刺杀其王。

傅介子以赏赐金帛为名，来到楼兰，假意与尝归欢饮，乘其醉而刺杀之。

于是，汉立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并赐宫女作尉屠耆的夫人，备车驾，丞相亲率百官为之送行。

21 举行的仪式颇为“隆重”，实质却只是通过武力扶植一个亲汉政府。

这里所结的婚姻关系，类似于日后元帝将王昭君赐予呼韩邪，不过是对尉屠耆“忠心”的一种奖励，其作用至多“锦上添花”。

这种婚姻关系之有无，对于两个政权间关系之好坏，并无重大影响。

又，隋炀帝继位之后，有志于“扬威异域”，故采纳裴矩之策，一方面以重金厚利招诱西蕃诸国前来“朝贡”，另一方面则击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派兵驻守，从而威慑诸国。

高昌的麴氏王朝正是在隋廷这种“恩威并举”政策的驱使下，于大业四年（608）遣使贡献，炀帝十分满意，赏赐很多。

翌年，高昌王麴伯雅亲自入朝，并追随炀帝征讨高丽，在中原逗留二、三年之久。

麴伯雅的这些作为，已充分体现出一个“忠臣”的形象，故而得以尚扬氏的宗室女华容公主，于大业八年“荣归故里”。

麴伯雅归国之后便下令全国人民“解辫削衽”，以同华化，表示他对于中原文明的向慕之心，亦即对大隋的忠贞之心。

22① 显然，高昌王是臣
19例见舒振邦《对林幹同志〈论昭君出塞〉几点意见的商榷》，《内蒙古日报》，1962年3月24日。

20有关这类说法，例见林憫干憪《再论昭君出塞》（《内蒙古日报》，1962年4月1日）以及此前的《论昭君出塞》（《内蒙古日报》，1962年3月7日）。

21《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服在前，得尚公主在后，亦即是说，他对隋廷的忠贞，并非出于和亲之举；或者，至多说这次和亲令麴氏高昌更加亲隋。

以上诸例表明，当中原王朝通过武力或其他途径，令域外政权主动依附，随后与之所结的婚姻关系，大体上只旨在嘉奖“功臣”，以使之更听命于己而已。

这类“和亲”通常对大局影响不大，有时甚至可有可无，“利”之大小，不言而喻。

三．旨在离间域外诸部的和亲
古代的中原王朝经常与域外诸部发生利害冲突，尤其是当境外兴起强大的“夷狄”政权之时，更是如此。

中原朝廷有时采取比较消极的妥协政策，以保暂时的安宁；有时则采取主动出击的积极战略，不仅旨在保证边境宁静，也进一步谋求在域外扩张势力。

综观各种史实，无论是消极妥协，还是主动出击，似乎都将“和亲”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

上文业已谈及，汉高祖以降数帝便是以“和亲”的形式与气势正盛的匈奴妥协；而本节则将探讨作为“主动出击”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和亲问题。

有关这类和亲的一个典型例子，见于汉武帝与乌孙的结姻。

该设想最初由张骞提出。

他在出使西域之后，了解到现居匈奴西侧的乌孙（相当于今伊犁河流域一带），早先与大月氏一样，也是敦煌、祁连间的一个小国。

最近乌孙不肯臣属于匈奴，与之发生矛盾，故建议武帝最好以丰厚的馈赠与结和亲的方式招诱乌孙东返故地，听命于汉廷，这样，便能“断匈奴右臂”，削弱它的力量。

武帝十分赞成，便立即拜张骞为中郎将，带着三百人，牛羊上万头，并赍金银丝绸价值数千万，前赴乌孙及其旁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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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乌孙王昆莫并未接受张骞传达的汉廷的条件：乌孙东居故地，汉则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拒匈奴。

因为他一方面不太了解汉朝此时的实力大小，另一方面国内亲匈奴的势力很强，所以只是虚与委蛇。

直到匈奴得知乌孙接待汉使，恼怒而欲发兵“惩戒”之时，乌孙才生恐惧之心，遣使赴汉，愿尚公主，以增强对付匈奴的实力。

最终，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遣嫁乌孙王昆莫，同时赠送大量舆服御物，并有宦官侍御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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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廷不惜重金，不远万里地与乌孙和亲，其意图十分明确，即是实施“远交近攻”或“以夷制夷”之策，以共同对付头号强敌匈奴。

那么，其效果究竟如何呢？事实上，乌孙王昆莫在与汉廷结姻的同时，也接受了匈奴的“和亲”：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单于之女为左夫人。

所以乌孙从一开始就并未与中原王朝结成真正的反匈奴同盟。

细君去世后，汉再以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乌孙王岑陬。

解忧公主与乌孙王在昭帝、宣帝时均曾上书汉廷，声称匈奴大军侵击乌孙，亟盼中原方面派兵救援，乌孙自己则也愿发全国的一半精兵（五万骑），共同抗御匈奴。

朝廷同意此议，嗣后便发大军十五万，五位将军分道而出，颇有斩获，时在宣帝本始三年（前71）。

23事见《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这次战役，乃是汉与乌孙和亲数十年来，携手对付匈奴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

此战过后，匈奴方面固然民众与牲畜死伤、逃离、被掠者多得不可胜数，从此衰落下去，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确是相当有利。

但是中国为此大动干戈，调发大军十余万，分兵五路，深入敌后一、二千里，其代价也不小；至于乌孙方面，只出兵五万，却趁机大肆掳掠，仅牛马羊等牲畜一项，就获七十余万头。

所以，与其说是汉廷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倒不如说是汉朝庇护乌孙，不但使之免遭匈奴侵犯，还让它“借光”而获利无数。

这一效果与当初武帝实施和亲时的目的相去甚远。

元康二年（前64），乌孙王要求再尚汉公主，当时的大鸿胪萧望之便认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后来又再次指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

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受不亲密，边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验也。

”萧望之作为执掌对外事务的首席长官（大鸿胪），说出这番话来，肯定有其充分根据。

那么，我们便不难判断，旨在谋求“离间”域外诸部的“和亲”，其利、弊究竟各占几分。

如果再考虑到数十年内因和亲而从中国源源不断运出的丝绸金银等物（这在下文将专门谈及），则中原王朝所获之利似乎更少。

旨在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和亲”在隋朝表现得比较突出。

例如，当居于突厥北方的小可汗突利向隋廷求婚时，隋文帝便以许和亲为条件，要突利先设法除去曾在北周时期降嫁突厥的千金公主（此时号“大义公主”），因为她对杨氏的隋政权已心怀不满。

在大义公主被谮杀后，隋廷又欲离间突厥，令大可汗都蓝与突利这两个堂兄弟互相猜疑，因此故意特别优待突利可汗，将宗女安义公主嫁给他，并且频繁派遣使臣。

都蓝果然大为反感，为自己这个“大可汗”反不如小可汗突利而愤愤不平，以至断绝朝贡，数为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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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隋廷连年出动大军，打击犯边的都蓝可汗；另一方面，为了扶植亲隋的突厥政权，还派兵保护被都蓝打得落花流水的突利可汗（后被拜为“启民可汗”），在河南划出大片地区供他的部落居住。

尽管启民可汗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发誓要“千世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但是真正击败与中原王朝为敌之突厥部落的，主要还是隋朝的大军；同时，面对如此驯服的“夷狄”，中原君主，特别是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还毫不吝惜地赐给启民可汗大量丝绸钱物。

那么，隋廷旨在离间突厥而实施的和亲，到底取得了什么积极效果？从都蓝可 汗因感到遭受隋廷羞辱而易睦邻为寇边这一事实来看，似乎文帝的“离间”策略反而有弄巧成拙之嫌。

因此，依我之见，本例“和亲”也并不十分成功。

西突厥的处罗可汗（604－611年）本来已经表示愿意仿效东部突厥的启民可汗，向隋称臣，并且确实友好地遣使朝贡。

然而，炀帝在大业六年（610）向西巡游时，却仅仅因为处罗可汗没有爽快地答应前来大斗拔谷迎拜他，便大发雷霆，采纳裴矩之计，断然动用“和亲”武器，允诺射匮可汗，只要他发兵诛灭处罗，便可立为大可汗，并尚公主。

尽管此举最终取得完全成功，但是“和亲”在此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它大体上只是为隋炀帝之虚荣心得到满足而作出了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