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利弊

古代“和亲”利弊论

芮传明

“和亲”，按照现代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当是“汉族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该措施“对缓和矛盾，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1 虽然学者们对于古代中国的“和亲”问题已有过很多讨论，各人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分歧较大，但是于上引两点说法，却似乎并无什么异议，即：和亲是具有政治目的之政策与措施；它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2

就此而言，则现代人对“和亲”的总体看法与北宋学者概括前朝和亲史实而作出的结论大致相仿：“汉高始纳奉春之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长久之策耳。高后、文帝，至于宣、元，皆用是道，故得呼韩朝于北阙之下。及魏道武读汉史，至‘欲以鲁元妻匈奴’，为之掩卷太息，于是以诸女皆釐降于宾附之国。此乃深识从权济时之略焉。《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其是之谓乎！”3 总而言之，“和亲”乃是以财帛和王室之间的婚姻关系安抚域外不懂礼义的“夷狄”之流，其效果甚佳，可令异族称臣，边界安宁。

和亲之策果然具有这种神效吗？依我之见，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以至可以一言以蔽之。盖因历代和亲，形式多种多样；政治大势和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均因时而异；外交政策的实施，还难免受到君主自身素质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可变因素，导致和亲之动机和效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和亲之利与弊也就随着时代和地点的不同而或大或小，有时还相去甚远。这一实际状况，恐怕正是二千多年来政治家和史家对于和亲问题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总是以个别和亲事件为范例，或者一味拘泥于已往陈式，就难免偏执之见，激烈争论亦势在必然了。

本文则试图探讨不同类型的“和亲”举动之实质，具体分析它们的利、弊，以尽可能给予恰当的评价。由于汉唐时代的和亲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故本文所引史料，均出自这一时期。

一．敌强我弱情况下的和亲

1语见《辞海》“和亲”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2“纵观我国历代的和亲，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统治阶级为扩大自己势力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和亲，在客观上促进了唐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语见任崇岳、罗贤佑《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这类说法常见于各种论著中，大体上代表了当今学术界的共同认识。

尽管将和亲作为政治斗争或外交活动的武器，未必始于中国，但是赋予汉文名称“和亲”以实际内容的，则是中原地区以汉族人为主的封建王朝。通常认为，首先实施和亲政策的，是汉高祖刘邦，在此先谈谈这一和亲事件以及与之类似的举措。

公元前三世纪的最后十年内，正值秦王朝末期，楚、汉逐鹿中原，以及西汉初建，社会经济残破，国力空虚之时，故而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的匈奴游牧人勃然兴起，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控弦之士数十万，非但称雄于漠北，还有南下觊觎中原之心。高祖六年（前201）秋，匈奴大举进攻马邑，马邑守将韩王信降，匈奴遂引兵南攻太原，抵达晋阳。翌年冬，高祖御驾亲征，却中了冒顿的诱敌之计，被围于平城的白登山。4 无奈之下，陈平往见冒顿之妻（匈奴称“阏氏”），声称汉廷已准备将绝色美女献给单于，以换取匈奴之撤围。而冒顿日后必定宠幸中原美女，疏远阏氏，故不如请阏氏先说动单于解围，以免中原美女被单于所得。陈平巧妙地利用了阏氏的妒忌心理，才使得被围七日的高祖侥幸脱险。5

正是在“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的形势下，娄敬才建议“和亲”，即，以高祖之元配妻子吕后所生的女儿（所谓“嫡长公主”）嫁给单于，并每年遗送大量财物，方可暂保边界安宁。对此举措的效果，娄敬作了最乐观的估计：“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6

显而易见，娄敬为了说动高祖同意和亲，已经尽其所能描绘了美好的前景。然而，其中却包括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长公主嫁单于之后，一定能成为“第一夫人”——阏氏？她一定能生儿子？若生儿子后，一定能继位为单于？即使为单于后，一定能不与外祖父对抗？（娄敬既知匈奴“未可以仁义说也”，又怎能要求他们日后一定遵守中原汉人的传统道德礼仪？） 如此等等的问题，表明娄敬所言之“利”，恐怕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我安慰而已。其实质似乎只是以中原皇帝的嫡生女儿作为人质，以保证每年有大量财物贿遗匈奴；此外，匈奴也足以利用这层“亲谊关系”，增强自己在域外诸国中的政治地位。从娄敬在献计前就估计到“恐陛下不能为”，以及最终高祖只“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这些事实来看，这次和亲只是勉为其难的无可奈何之举，说它是中原王朝屈辱性的权宜之计，一点也不过分。

再看看这次和亲的实际效果如何。高祖以宗室女名为长公主，遣娄敬赴匈奴结和亲，是在九年（前198）冬天。由于冒顿得到了大批絮、缯、酒、米、食物，并与汉“约为昆弟”，故稍为收敛扰边之举。不过，匈奴仍然支持叛奔匈奴的中原诸侯，如陈豨、卢绾等人，以至中原王朝的北方边境依然得不到安宁。

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惠帝继位，而实际掌权者则是其母吕后。此时距初建和亲之日不过数年，但冒顿单于的咄咄逼人之势却暴露无遗。他致书吕后，公然调戏侮辱，

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5《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集解”所引《桓谭新论》

竟称：你无丈夫，我今独居，不如两相结合，互通有无。吕后本非懦弱之辈，却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居然低声下气地复以一信，自谓“年老体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因此不足以配单于；另外再赐御车二乘、马二驷，表示敬意。7 而惠帝三年（前192）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的和亲，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中原朝廷能够如此忍辱负重，其“和亲”出于万般无奈，十分明显；同时间接地表明，匈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真正对中原王朝执“昆弟”或“子婿”之礼，甚至没有完全断绝寇侵边境的活动。

在此后的十年中，相对而言，北方边界较为宁静，但是至吕后五年（前183）以降，则又见匈奴寇边的记载：高后五年九月，汉发兵北地备胡；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阳；七年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可以推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帝才于继位（前180年）后即与匈奴再修和亲。然而，匈奴的右贤王却在三年五月又入侵河南地，杀掠吏民，肆意盗寇。文帝责备匈奴不守旧约，一面接受汉廷的厚重赠馈，一面寇侵汉地，骚扰边民，于是下令发兵击匈奴，丞相灌婴亲率八万车骑，将匈奴右贤王击退出塞。六年（前174），单于致书文帝，表示愿意接受此前汉廷提出的和亲建议；同时，则宣告西域二十六国已为匈奴所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显然兼含威慑之意。文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后，认为匈奴新破月氏等，势力正盛，不可与之战，遂定和亲之策，以诸侯王之女为公主，遣宦者中行说前赴匈奴结和亲。8

然而，汉王朝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和平，其时匈奴仍旧频繁侵盗北方边境，文帝不得不大量增加戍边军队，从而导致当地的粮食供应不足。9 至十四年（前166）冬，匈奴老上单于更率十四万骑大举入寇，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侯骑直抵雍甘泉。此事令文帝不胜恼怒，乃至竟欲御驾亲征。匈奴人在塞内逗留一月有余，始被汉军逐出。10 此后边患不断，汉王朝疲于边境守备。

史载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六月又与匈奴和亲，这是再一次屈辱的“城下之盟”。《通鉴·文帝后元二年》云：“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又，文帝宣布和亲的诏书云：“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返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11

显然，文帝后元二年的和亲，也是迫于匈奴的频繁寇侵，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一方面描绘了中原使者接一连二出使匈奴的“盛况”，同时也暗示了汉廷急于求和的焦急心理。此时，究竟哪一方处于外交上的劣势，自不待言。翌年，老上单于卒，

7《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

8《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9《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10《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