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的《西厢记》和白朴的《墙头马上》的对比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白朴的《墙头马上》是元代四大爱情剧其中的两部，它们均因过人的艺术特色而成为文学经典，誉满古今中外。

尤其是《西厢记》，关于《西厢记》的研究，已俨然形成了一部“西厢学”。

郭沫若曾说：“《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

”1《墙头马上》虽略逊于《西厢记》，可也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

它们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恐怕要数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两位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其实这两个是一体的，因为这种反叛思想是通过这两位女性来表现的。

关于《西厢记》和《墙头马上》的反封建性，历来都存在争议。

一般认为，这两部杂剧表现了反封建的思想，“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歌，纪念塔”。

2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作品，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而做的，是“本着当时封建男女人伦的教义，为求室无怨女，婚姻适时”而做的，作者的本意和最终目的都还是维护封建婚姻。

至于剧中人物的反抗行为，那只是“溢出了程朱理学的桎梏”，而程朱理学也非人人遵守，即便是在士大夫中，持理亦彼此异同。

至于作品中流露出的门第观，更证明了它们是维护封建礼教的产物。

其实，这两种观点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

前者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后者是从作者的创作目的出发，再在文本中找出例子用于举证自己的观点。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著者的创作目的究竟为何，但我们不能否认作品本身的反封建性，更不能否认莺莺和千金是极具反封建精神的艺术典型。

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时代的局限性，这两个人物的反抗并不彻底的，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可这并不能掩盖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反封建意识以及超时代的进步性。

二
《西厢记》和《墙头马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女性来作为反抗礼教地先锋，无论是莺莺还是千金，她们都敢于追求爱情的幸福，敢于追求婚姻的字决。

我认为，《西厢记》和《墙头马上》的最成功处，就在于它们选择了女性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思想。

因为，用女性来表现，远比通过男性形象的塑造来表现，效果要好得多。

这是因为：女性从来都是处于最下层，是受封建礼教压迫和束缚最多也是最深的。

自父系氏族开始，女性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古人以“乾坤正位”作为妇女观的哲学基础，又引出了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一系列桎梏女子的宗法伦理。

孔子虽贵为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同时又是影
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大思想家，可也发出了“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慨叹，女性的地位由此可见一
斑。

所以反抗传统，反抗封建礼教，必然应该首先从女子开始，也只有从女子开始，反抗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女性的反抗也不是杂乱无序的，它首先由婚姻和爱情开始，即从家庭开始。

原因有四：
一．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首先体现在人性的压抑。

程朱理学更是将封建礼教抬高为“天理”，树立起“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旗，于是，一切个人意识、情感，物质欲望，都成了罪恶的渊源。

处于这样的压抑下，反抗的起始必然是人的情欲的释放。

所以，莺莺和千金都违伦理而行，和人私合。

二．对情感的追求，对情欲的渴求，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本能要求，无论教养如何，身份如何都必然会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莺莺以其相国小姐的尊贵身份，也会和张生私会，而千金更是大胆，与少俊发生关系后私奔。

从婚恋开始，是符合人性的要求的。

三．妇女从小就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生活圈子里，《礼记．内则》有言曰：“女不言外”，将女子禁锢在狭小的范围内，家庭成了她们一生的牢笼。

要想反抗现实，首先必须冲破家庭的罗网，获得了家庭地位，才会有政治经济地位。

而家庭生活的重头戏就是婚嫁。

所以，莺莺才会骂言而无信的母亲是“即即世世的老婆婆”，才会违伦理，甘冒“再婚之女”之名与张生私自结合，而千金才会与裴少俊一见钟情后私会并私奔。

四．从难易角度考虑，婚姻、爱情的抗争比及政治、经济的抗争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

当然，有更好，没有，也一样可以进行。

莺莺有红娘的帮助，但千金却孤立无援，还嫁了个软弱无能的丈夫，但两人都取得了最终胜利。

《西厢记》和《墙头马上》正抓住了这一点，都描写了女性对婚姻和爱情幸福的追求，并且，在手法上，很少从观念的冲突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写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力考虑的封建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将反封建的主题生活化了。

因此，在反封建礼教的作用上，收到了很大的凡响。

三
莺莺和千金出身官宦人家，也同样为封建礼教所束缚。

莺莺家规森严，母亲“治家严肃”，红娘就说：
“俺老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死’。

莺莺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

”
在这样的管教之下，莺莺自是无法获得自由，更别提婚恋自决了。

一
开篇，莺莺便唱道“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以一个伤春少女的形象登场，将封建家规之严厉与怀春少女之闺怨的矛盾和盘托出。

千金也同样置于封建家规的管束之下。

李父出门前，“留下夫人与孩儿，紧闭闺门”，至于千金的婚姻大事，要待他回来，“另议亲事，未为迟也”。

千金只能处在这样被动的状态中，感慨自己“衾单枕独数更长”。

可是在争取爱情与婚姻自由的道路上，两个人的表现又想去甚远。

莺莺自墙角联吟后，爱上张生。

张生在救下莺莺一家后，本可以和莺莺结婚，谁知老夫人变卦，拿莺莺的婚约作压。

其实，她是嫌贫爱富。

恩格斯说，在封建社会，“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以“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

3老夫人作为封建势力的顽固代表，自不会同意与张生这样的白衣书生结亲的。

莺莺无奈，怨恨母亲，可对张生的态度，忽冷忽热，时阴时晴，变换不定，将她的“乖性儿”和“假意儿”使了个淋漓尽致，直到张生为她病入膏肓，她才在红娘的催促下，与张生“成就了今宵欢爱”。

莺莺的“乖性儿”和“假意儿”是合情合理的。

以她相国小姐的特殊身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养成了封建习性，如果没有这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行为表现，反倒失了真。

莺莺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还有她自身的封建教养和封建习性。

这种与自身的斗争，是更为艰难的，但是莺莺最终还是做到了。

她的感情发展很有层次。

莺莺对于老夫人十分看重的功名利禄也是不屑一顾的。

长亭送别时，莺莺就说功名利禄时“蜗
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还说“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足见她对功名利禄得鄙弃。

不同于莺莺的吞吞吐吐，犹豫不决，千金则表现出大胆泼辣的性格。

当她和裴少俊一见倾心以后，就立即回诗，约少俊私会，敢喜敢爱，敢作敢为，毫无扭捏作态之状。

《墙头马上》除了和《西厢记》一样，反对包办婚姻、嫌贫爱富等封建思想，还为因争取爱情自由而私奔的青年男女正名。

当千金和少俊的私自结合东窗事发以后，千金主动要求奶妈：“你放了我两个私走了罢”，丝毫不见犹豫。

当她在裴家后院一呆七年以后，被裴尚书发现，裴父骂她是“娼优酒肆之家”，面对裴父的咄咄逼人，千金毫不妥协，敢于冲撞，莺莺却不同，对母亲一直唯
唯诺诺，即便是她最激动时，也只是在心中骂母亲是“即即世世的老婆婆”，并不敢当面冲撞。

千金却针锋相对地和裴父争论，为自己正名，用天赐良缘来为自己辩护。

最为精彩的是，在千金被裴家休了，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的时候，面对丈夫的软弱，她断然决定：“咱义断恩绝！”事实上，当少俊得中状元，作了洛阳县尹后，去找千金，欲于她重做夫妻，千金表现得与莺莺截然不同。

莺莺听信郑恒的话，以为张生做了卫尚书的女婿后，她出了哀怨以外，就无所作为，任由母亲做主，再嫁给郑恒，也不反抗。

而千金尽管思念少俊，却坚决不同意与少俊复合，裴父放下他的家长之尊，去求千金回来，千金也不理，用以前裴父的话来回击他，直到裴母牵上她的一双儿女，这才牵动了她的慈母心，认了丈夫，决定回去。

她的反抗性较莺莺更为强烈，是元剧中一个强烈反抗封建礼教、大胆争取爱情幸福的光辉艺术典型。

在她的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贵族小姐的修养，更多的是市井女子的性格和市民社会的世俗化趣味。

当然，从整体上看，尽管千金争取自主婚姻的行为不同凡响，但她的感情的发展远不如莺莺那样有细密的层次，所以，其典型性也始终不及莺莺。

四
《西厢记》和《墙头马上》的结局都是大团圆，这被认为是败笔，削弱了其反封建性。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是需要团圆的。

杂剧的受众是大众，是一种通俗文学样式，适应大众的心理需求是十分必要的。

而企求轻松愉快，希望欢聚团圆，是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愿望。

鲁迅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底，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

” 4大概，王实甫和白朴也是做如是想的吧！获得广大人民的赞成，才是最为关键的。

而且，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悲剧，那还有谁敢将之付之实践呢？人民想看喜剧，正说明人民也是支持莺莺和千金的，给她们一个圆满的结局，是对她们斗争的肯定。

喜剧的结尾，非但不是削弱它们的反封建性，相反，还增强了它们反封建的号召力。

五
至于为什么元代会产生这样的大胆的反封建礼教的作品，我认为原因有三：
一．蒙古人入主中原，并占据了统治地位，北方游牧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迥异，势必带来一段时间的不可调和。

自汗宋以来，儒家思想就广为提倡，处于领导地位，而儒家所大力提倡的封建礼教也一直为中原人民所恪守。

尤其是宋以后，程朱理学兴盛
，封建礼教更为森严。

而蒙古人一时不懂得利用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所以，自太祖开国至世祖统一中国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思想统治比较松散，文艺政策也比较宽松，除了直接抨击最高统治阶级的作品遭到禁止和制裁以外，对一般的文艺作品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于是就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的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

二．蒙古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进入中原，必然会造成两种文化的冲击，于是就带来了一些文化“异质”，给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增添了新的成分和新的活力。

另外，众所周知，蒙古族入关之前，就曾远征到了欧洲，在元代统治的百年间，元代统治者也热中于南征北战，扩大版图，最远到了莱茵河畔。

而欧洲的旅行家如马可波罗也到过元大都。

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是中国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蒙古族和欧洲的异于儒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人的创作。

三．科举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废止，知识分子少了一条仕途的进身之阶，除了个别影响广泛的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等到重视和利用以外，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

而从政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对现实颇为失望，于是寄情于秦楼楚馆，灯红酒绿之中。

如白朴就除“诗酒优游”外，常年流连于歌儿和妓女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从最下层、最受压迫的妇女身上发现最可贵的品德和性格，从而移植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创造了这些性格突出、思想叛逆的人物形象。

《西厢记》和《墙头马上》正是这样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艺术奇葩，而崔莺莺和李千金正是这样的文化思想冲击中溅起的美丽浪花！
当然，《西厢记》和《墙头马上》也是有不足的地方的。

无论是莺莺和张生还是千金和裴少俊，都未跳出“才子佳人”的窠臼，为了使两人能够在一起，首先是才子高中，为了使身份相符。

千金和裴少俊的巧遇，更是安排了两人已有婚约的大前提，作品中的门第观念十分浓重。

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但是，以那个时代而言，能有莺莺和千金这样的反叛形象出现，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到平静的湖面上，给那个死气沉沉的社会带来了一片生机。

《西厢记》和《墙头马上》不愧为文学经典，而莺莺和千金在世界文化艺术人物长廊中，也始终散发出独特的熠熠光彩。